1923年:昙花一现的“商人政府”
2017-07-20 14:02:59作者:傅国涌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从1922年起,曾经兴旺多年的中国纺织业开始走下坡路,出现了“花贵纱贱”的景象。1922年底,穆藕初在上海的报纸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花贵纱贱之原因》,他得出的结论是一半由于外力压迫,一半由于内政纷乱。他呼吁工商界不能拘泥于在商言商,关心政治也就是关心自己的事业,应急起联合商界重要分子,用各种方法逼迫政府改良内政,商业才有复兴的希望。
  穆藕初的言论表示,新兴的中国工商界有了更自觉的公共关怀意识,知道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它与政治问题是不能切割的,如果制度不好,不能保障经济的发展,单纯在经济层面做努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当时,年轻的北大教授胡适在《努力周刊》发表的一则短评也有相似的看法,他希望全国的商界——“早日觉悟政治不良是近年实业不振和商业衰败的大原因,早日觉悟内政不清明是商界实业界受种种外侮侵凌逼迫的原因。”令我们今日不无惊讶的是,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中的先进分子竟拥有如此相同的共识,难怪商界和教育界联合开会成为常态。
  1923年初,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公布“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的问卷调查结果,张謇入选,聂云台和穆藕初虽未进入前十二人,却也分别得到了252票和123票,其他出现在名单上的人有陈嘉庚、宋汉章、陈光甫等。一家媒体举办的问卷活动当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当做完全可靠的资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工商实业界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通过创办企业、银行或从事商业活动影响着社会,而且不断地对公共事务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以他们掌握的经济实力,他们的声望、经验和关系网络,他们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社会角色。
  1923年夏天在上海出现的“商人政府”就是他们积极干预内政的一次努力,诚然其中也暴露出他们的弱点,他们的毛病,他们天真甚至自大的一面。布贩子出身的军阀曹锟以贿选总统而留名青史,在此之前,他先是在6月13日发动政变,将总统黎元洪赶下台,扶植傀儡的“摄政内阁”,并成立大选筹备处,毫不掩饰总统自为的居心,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6月14日,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发表宣言,主张国民自决,召集国民会议来解决一切国事纠纷。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会议做出了通电否认“摄政内阁”的合法性、组织“民治委员会”等四项决议。这几乎就是宣布独立,要与北京政府彻底决裂,然后组织一个“民治委员会”接管政权。“民治”是针对“官治”、“兵治”提出来的。
  关于“民治委员会”的组成,他们的设计是全体会董全部加入,另外再由会员选举35个人。这一条将上海总商会的商人试图直接掌握政权,而且不容社会各界参与的用意暴露无遗,显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幼稚。也有学者认为,他们之所以反对曹锟,只不过是附和了控制上海周边的军阀卢永祥而已,不必过高评价。7月4日,按这个决议产生的“民治委员会”, 70名委员全部来自上海总商会,全称干脆叫“上海总商会民治委员会”,并宣布自己的5个任务:一、在中央政府中断期间,代表国家行使外交权利;二、管理国家财政;三、解决国内一切政治纠纷;四、监督各省行政;五、依法组织国会。商人如此直截了当地干预国家大事,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当时即有舆论称之为“包办商人政府”,徐谦尖锐地指出:“最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自认为民治委员会基本会员,一若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即此一端,其无知妄作已可悲矣。”杨杏佛批评:“迄今为止,我们的商人都缺乏政治素养……他们摸索前进,做着蠢事,而且彻底地错了:上海商人政府仅仅是一小群人的冒险。这种政府只能应付商会自己内部出现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为他们叫好的声音。
  “民治委员会”自产生之日即如同一盘散沙,前后维持了几个月的名义,这个“商人政府”也就在无形中消散了。“商人政府”的消逝是必然的,即使“民治委员会”组织得更好,吸收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商人的角色在本质上说,还是在商言商,商人有商人自身的位置,在尽责于本行的同时他们需要关怀社会,尽公民的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亲自去组织政府,直接从政。作为特定历史下工商界起来担当国事的一次尝试,“商人政府”毕竟还是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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