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安,卡在嗓子里的一根刺
2017-07-13 11:07:06作者:路德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就一部小说而言,《水浒传》里情节发展最大的转折点和读者情绪的“总控制阀门”无疑是招安。
  只要对水泊梁山这个故事有个大致完整的了解,就会觉得招安这一笔像是卡在嗓子里的一根刺。更大的问题在于由于有了招安,整部书的寓意就不只是复杂,简直算得上玄机四伏。因为如此关键却又含义暧昧到可以给思维无限发散空间的一个环节,有可能让人们从听一个历史故事的简单心情中完全升华,而一路引申到立场、方向、路线等等这样重大的现实意义上。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这个国家曾经整个陷入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全民政治运动,以致今天年纪超过四十岁的人提起《水浒传》都可能会有一番与文艺评论全然无关的感慨。好的文学作品往往与生俱来就有着超越文学本身、让人忍不住“对号入座”的特质,何况那个时候我们是习惯于看待任何事物都超越它本身的(当时的说法叫“透过现象看本质”,老人孩子都会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对一部书的主题当然可以有多种理解,但把梁山接受招安定义为“出卖革命”,却只能说是借题发挥。由于有宋江这种还没上山就已经立誓只等招安的领袖,梁山在招安这件事上一直非常积极主动,等招安说穿了就是等着朝廷给官做,所以“推翻赵宋王朝”这样的革命志向压根儿就无法加在梁山好汉们身上。这些好汉当中真正因受过迫害而痛恨大宋政权的也找不着几个,被“逼上梁山”的只是极少数人,更多人是自己惹了官司为免受法律制裁而“逃上梁山”的,还有不少根本就是被连蒙带骗裹挟了“赚”上山的,因作战被擒而变节保命的降将也很多。从一百单八将的总体构成情况上看,说是“官逼民反”已经相当不准确(好多后上山的人是被先上山的人“逼”反的),硬说这是一支“革命队伍”则相当不严肃。过去一直说梁山泊描写的是农民起义,实际上一百单八将里连一个农民都没有。生长在渔村的阮氏三雄够贫苦,确实属于社会底层,但从行为和思想上来看,虽然口称打鱼为生,实际上却是半职业的赌徒,就算会使船弄水,恐怕也是像江州张顺那样的渔霸,而他们造反则完全是因为向往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根本代表不了农民的利益和诉求。当然了,搞运动的时候说“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也属于张冠李戴,宋江的出身确实算个小地主,梁山上比他大的地主还有好几个,但地主说到底也是“民”,跟“官”是两回事。地主也可能被官压迫而造反,造了反就更是官的对立面。从根本上说,地主阶级跟代表政权的官僚统治阶级差距是很大的,而我们过去一直把这两者混着说。
  造反就是跟政府对抗,这是无疑的,但造反并不就是革命,革命不革命除去行为(梁山的行为不用说了,主要是打家劫舍),还要看所持的政治主张。梁山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没有任何政治主张。宋江提出的“替天行道”也许可以算是句政治口号,但根据从故事中直接获得的阅读感受,这句口号表达的却是向皇帝尽忠的意味:代表“天道”的皇帝本人受了奸臣蒙蔽,所以要“替”天来行道——这里面其实是为了感动皇帝尽早来招安而主动提前替皇帝办事的意思。这样的口号显然不能算是革命的。
  其实站在宋江的角度,除去招安,山寨根本没有别的办法维持。按书中所述,梁山受招安时已有十万大军,再加上108个大小头领及其家属,总共十多万人聚在山里,光吃饭就是个巨大的负担。关键是又不打算推翻谁,这么多人挤在山里为吃饭发愁绝对不是长事,不招安耗个什么劲呢?
  另外,如果我们考虑到梁山招安实际的时代背景就会知道,先当土匪再接受招安做官在宋朝确实曾经是一种可行的事业规划。大宋军力过于疲软,历来受边患所困,边境地区冲突频繁且有大片国土沦为敌占区,那里的宋人为自保不得不纷纷结社抗战,也就是一村人联合起来利用险山或水泊等地势条件结寨据守以免受外敌侵害,力量强大一些的还可能根据战局主动出击杀敌,这自然是一种忠义报国的行动,这类民团也就称为“忠义社”。朝廷在无力保全国家安宁的情形下对这种民间的忠义之举表示出嘉许和鼓励是自然而然的,于是对这类本属非法武装的民团进行招安封赏一时间几乎成为大宋抗敌护边的一项国策。不过,就像有名牌免不了就会有假货一样,有了朝廷的政策,那些因各种原因落草为寇的强盗、逃犯也都会打出忠义社“辅国安民”的旗号等着招安。大宋年间有过“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民谣,《水浒传》中李逵嘴里也冒出过“又不教哥哥做社长”的说法,可见忠义社到后来已是鱼龙混杂,在一般百姓心目中也并不代表好人,而土匪则尽可以拿“忠义”当幌子骗个官来做。顺便提一句,宋朝做官待遇很高,比在山里当土匪不知强多少倍。
  由此可见,梁山好汉受招安实在是很合理的结果,没什么不妥。当然了,作为一部历时400年才由民间杂说汇集成书的巨著,不同时期的创作者也一定会把不同的想法寓于其中。比如很多分析认为,宋元人写替天行道是因为当时国家被外族统治了,自己的那个“天”没有了。《水浒传》前半部有明显鼓动造反的倾向,甚至鼓励无缘无故地滥杀,这是因为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太过野蛮和血腥,要推翻这样的政权只能依靠敢杀人、善杀人的好汉。而一旦嗜杀成为必须,自然就会出现像李逵这样视杀人如儿戏、几天不杀人就浑身不自在的人物。也许在那个时候,只有这样的凶徒才当得起“好汉”之名(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我们那场全民批宋江的运动中李逵成为了投降派的对立面、革命最彻底的代表,只有这样的人物才代表革命——想想当时的运动也真够杀气腾腾了)。
  这样的分析可以被进一步证明:推翻了元朝统治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果然是个异常残暴的人,要命的是他在得了天下以后对自己人依然残暴,大肆屠戮功臣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于是梁山的故事也有了新的变化:好汉们受到招安后为朝廷荡平了四寇,却仍不为朝廷所容,反被奸臣谋害。这样的情节如果真是明初人加进去的,显然就是在发泄另一种不满,这种不满跟大宋朝已经没多大关系了。
  而到了明朝末年,国家又出现了“流贼遍天下”的混乱局面,有着忠义思想、对强盗深恶痛绝的金圣叹不愿意看到《水浒传》里强盗竟然可以为国立功的描写,于是砍掉了后半部,让强盗始终保持强盗的面目。但他的想法过于天真,因为这样一砍,只剩了七十回的《水浒传》就成了一部纯粹宣扬反政府的书,那一班没有沦为“朝廷走狗”的好汉反倒更加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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