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报人的“人脉”与“气场”
2017-07-08 09:20:48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金满楼

中国人常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话放在传统社会,实际上指的就是“读书求官”四个字。近代以前,读书人的出路非常狭窄,似乎除科举之外,很少有其他能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并获取经济回报的途径。不过,近代以来,随着租界及沿海城市的兴起与发展,读书人“就业”渠道拓宽,其中之一,就是投身报业。

旧士绅 新出路

以早期报人王韬为例。王韬本是秀才出身,他于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至上海墨海书馆任翻译,是较早接触西学的传统士人。后来,由于其上书太平军将领而遭清廷追查,不得已逃到香港避难,并有机会出洋访问英法诸国。1870年后,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期间撰写了八百余篇政论文章,该报堪称中国本土政论报刊的滥觞。由于时代和地域的限制,王韬的影响力不如此后《时务报》所造就的精英报人群体,但说他是近代中国因办报而获得社会尊重及地位的第一人,并不夸张。王韬也因此免受清廷通缉并出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1897年去世。

近代中国报业兴起之初,其良莠不齐固然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社会环境,又多视报社主笔、访员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士绅多走科举求官之路,对报业毫不热心,亦不参与,王韬只是其中一个特例而已。不过,这一状况在甲午年(1894年)后有了极大的变化。在担忧“亡国灭种”的巨大压力下,一些拥有进士、举人功名的读书人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相继走出书斋,进入报业,并以报刊为参政工具,这使得报业的地位及生存空间大为提升与拓宽。

如资深媒体人李礼在新著《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以下简称《转向大众》)一书中指出,甲午之后,这批新崛起的媒体精英主要通过报刊迅速成为当时的“意见领袖”,并获得了超越传统并可资动员的“受众”资源。与过去的科举精英相比,他们不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且日益成为游离于政权系统之外的异己势力。在这批人中,《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可谓最耀眼的明星,也成为最大的获益者。

通过报刊的舆论生产与引导,一部分知识精英找到了科举之外获得社会地位的新来源。庚子年(1900年)后,在清廷推行新政尤其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民间办报的热情更是勃然兴发,由此产生的舆论场甚至直接影响清廷高层的决策,这一新气象,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从清议到舆论 从士绅到庶民

在近代报刊产生之前,朝野之间的沟通渠道极其有限。即便有,也仅仅是所谓的“清议”。然而主要由御史与言官两大系统构成的“清议”,本质上是一种体制内言论,因人员数量及身份的限制,自身瓶颈十分明显。就此而言,“清议”主要体现的是官绅意见。

在民间,由下级士绅构建的舆论场同样存在,但范围和影响力相当有限。不过,随着近代报刊的出现与壮大,以往“上下不通”的局面有所扭转。如《转向大众》一书中所言:“新兴报刊的介入,传统局限于士人群体的讨论主题开始下移,日趋市民化、大众化,以数量为判断标准的‘众议’开始借助报刊舆论显示力量。”相比于御史或言官们的“清议”,这种由报刊构建的舆论更像是一种“庶人清议”,或者说是“将清议泛化或者说非体制化,逐渐超越士人阶层而扩展至‘庶人’”。

“庶人清议”无疑是一种体制外的声音与新崛起的力量。在中国的传统王朝政治中,普通民众并没有机会与朝廷乃至官僚体系正面交涉,而朝廷也正是通过这种隔绝,保持了自身权威的神秘性。在此体系下,传统王朝政治不需要对公众开放决策过程,其决策也很难受到体制外力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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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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