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青年近卫军
2017-07-06 11:08:02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09年10月,柏林。脑后拖着长辫子的大清代表团成为关注的焦点,这是继1896年李鸿章、1901年载沣以来,德意志帝国接待的第三个最高级别中国代表团。郊迎、阅兵、19响礼炮、国宴,德国人给予代表团以相当隆重的礼遇。而率领这个代表团的是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大清国瑞郡王、海军大臣载洵。

除了德国之外,载洵代表团在英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也受到了高规格接待。
  年轻的载洵成为欧洲的宠儿,是因为他肩负着重建中国海军的重任。公诸于世的大清海军七年规划是一个预算高达白银1800万两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大清国将为此而购遍全世界,如此巨额订单,无疑令欧美政界、军界乃至企业界无法漠视,各国因此纷纷启动政府公关,向大清国猛送秋波。而未被列入载洵出访目的地的美国,军火商们大受刺激,纷纷给政府施加巨大压力。
  载洵访欧返回北京后,另一位比载洵还要年轻两岁的钟郡王、军资大臣(相当于总参谋长)载涛,随即动身,周游日、美、英、法、德、意、奥、俄等八国,考察陆军建设,他甚至还亲自参与了邀请德国皇太子访问中国的安排。载涛回国后,应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载洵再度出访,考察美国军事建设,受到塔夫脱总统的热情接待,并由此掀开了中美军队跨过大洋的第一次握手。
  接二连三的军事出访,在向全世界展现宣统新朝重振军威的雄心之外,也令新生代的中国军队核心层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支世界上最庞大而臃肿的军队,继1905年开始全面改革以来,令人惊讶地实现了最高统帅层的年轻化,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支由“80后”掌控的军队。大清军队的年轻统帅们及其他们的改革,似乎得到了列强们至少在口头上的一致喝彩。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血与火的考验及屡战屡败的耻辱后,大清军队似乎迎来了一个国际环境相对和平、国内环境相对稳定的大好良机,复兴的曙光在天边隐隐出现。
  “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执掌海军的载洵、执掌陆军的载涛,与陆海军大元帅、摄政王载沣,其实都是光绪皇帝的同胞兄弟、老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这样的特殊关系,在确保了军队改革得到最高层鼎立支持的同时,也招致时人和后人的很多讥评。
  被史家和小说家们普遍描写为木讷、懦弱的老醇亲王奕譞,似乎仰赖了其福晋(正妻)是慈禧太后亲妹子的裙带关系,大有吃软饭的嫌疑。这一特殊的裙带关系,以及奕譞在兄弟中罕见的旺盛生育力,推动了他的权力扩张:先是儿子载湉在同治皇帝驾崩后,承嗣咸丰,成为光绪皇帝;继而是载洵过继瑞郡王奕志为嗣,载涛又过继钟郡王奕詥为嗣,并都在1908年得到了郡王的头衔。算下来,奕譞一门,共出了两个皇帝(光绪、宣统)、一个摄政亲王(载沣)及两个郡王,毫无疑义地成为满洲第一显赫家族。
  宣统新政,以载沣三兄弟为核心的“青年近卫军”崛起中,并非一句简单的“任人唯亲”可以解释的。在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下,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的熏陶下,当时的满清贵族中,出现一批有理想、有文化、有国际视野甚至留洋经验的青年才俊。而从阅历和才智等方面看,载沣三兄弟至少在中人以上,绝非靠裙带混饭的纨绔。
至于最为人所诟病的“任人唯亲”,其实也是苛责。据说,在1901年出访德国时,年仅18岁的载沣就得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耳提面命:枪杆子一定要抓在自己人手中,亲贵典兵是维持稳定的基本准则。其实,何用德国人教诲,枪杆子里出政权几乎是普世原则。以为“宪政”标签一贴,就可以轻率地放弃对武装力量的控制权,这无疑是宋襄公般的幼稚和天真。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一个骤然失控的政权,其权力真空所产生的巨大旋涡,一定能造成比这个政权本身更为深重的灾难,休克疗法的结果往往是百病齐袭。
  1909年,大清的改革仍然在深水区推进,平静的表象下,外有打着革命、维新两大旗号的反对者,均不惜采用武装暴动、乃至暗杀等极端手段;内则有林林总总的不同派系,利益争夺之下,也恨不能拔刃相攻。载沣兄弟等“青年近卫军”竭力将兵权统一集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军中强人们的政治野心,减少了政争演变为热战的危险。1911年清帝能和平逊位,而没有发生大规模混乱内战,清军整体上的相对稳定无疑起到了“稳压器”的关键作用。
  被小说演义成花花公子的载洵,成为晚清遇刺频率最高的官员,刺杀现场从国内的北京、上海直到日本和美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能力和见识,已成为革命党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章太炎就曾有高论: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载涛的政治开明程度,更是超出一般人想象。北京陆军测绘学堂有学生跑到明陵前宣誓后剪辫,这等于是公开叛乱,学校拟开除其学籍,但身为“总参谋长”的载涛闻讯后,却下令全校集体剪辫;而1911年的宪法“十九信条”,规定皇族不能当总理及国务大臣和各省行政官,遭到皇族们激烈反对,但其事先却获得了载涛的首肯。
  真正令大清国如冰山般融化的,绝非改革本身,也并非亲贵典兵之类的高层权力分配,而是“信用”和“信任”的普遍缺失。满汉之间、官商之间、朝野之间、朝中各派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在野各党之间、“海归”与“土鳖”之间,甚至南北之间、东西之间,都充满了猜疑与戒备。这导致大多数人在改革中充满了挫折感,对任何改革措施都给予质疑。这种充满对抗性的情绪,在改革过程不断积累和蔓延,并且得不到任何有效的释放,最后只能形成巨大的破坏力,影响长达数十年。
  载沣、载洵、载涛,这些绝非纨绔的“高干子弟”、贵族精英,尽管名字中都带着水,但在1909年那日渐干涸的航道中,显然已经承载不起一艘行将倾覆的巨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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