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冷落谢幕
2017-07-04 16:22:08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09年,宣统新朝,大批出身亲贵的年轻官员被提拔到了国家领导岗位。一位老人则被虔诚地供奉在改革的神龛上,充当着小一辈的护身符兼挡箭牌。
  大清国的改革开放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的洋务运动,侧重于经济和国防现代化;随后是思想、政治和社会的“躁动”,对民族危亡及出路的不同认知,酿成了戊戌年与庚子年尖锐的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而从1905年开始,朝野上下又基本达成了共识,开始进入深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到了1909年,托福于如刀岁月,曾经作为改革旗手的元老们,只剩下人称香帅的张之洞(字香涛),被当做吉祥物供奉起来,为各种各样的改革或折腾背书。
  在大清国的政治股市中,张之洞是绝无仅有的坚挺蓝筹股,熊市、牛市通吃。与他那条持续走高的阳线相比,李鸿章则走出了一条阴阳不定的曲线,在甲午战争之后更是景气凋零,行情下探谷底,俨然垃圾股;八国联军进北京,李鸿章奉命“谈和”,在大清国的很多人看来,无非是ST的一次重组,无论成败,都可以毫不吝啬地作为垫脚石而“始乱终弃”。李鸿章的老对手翁同龢,则遭遇彻底崩盘,陡峭的阴线甚至击穿了底部,颗粒无收,不得善终。其他同一量级的大佬中,曾国藩则因为强烈的自虐(或自我保护意识),在行情未到顶峰的时候就强行自我平仓。唯一能勉强和张之洞相媲美的,只有一个左宗棠。
  改革是一种艰难的利益调整,而作为改革的旗手之一,张之洞居然能做到左右逢源,在危机处处的官场中毫发无损,这固然是他个人卓越的运作能力。但是,这样一个灿烂光鲜得滑不溜手的“琉璃蛋”,对更需要锋芒和棱角、乃至牺牲的大清改革来说,未必就是福分。
  张之洞本是北京城的“名记”,以撰写抨击显要的“内参”而闻名,成为清流派的“青牛角”(“青牛”是“清流”的谐音),当者披靡。张之洞就靠着这支“万人敌”的笔杆子,一篇文章一个脚印,成长为封疆大吏。张是个聪明人,更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因此,他的笔是长眼睛、有分寸的,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光绪五年,同治皇帝下葬,有些不长眼睛的笔杆子出来聒噪,提出了今后光绪的子嗣究竟是为光绪还是同治承嗣的大难题,令慈禧太后相当尴尬。在这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张之洞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证明慈禧太后选择光绪是如何地英明。以张的眼光,自然明白哪条大腿最粗且值得紧紧拥抱。何况,慈禧太后于他,的确还有“知遇”之恩。1863年,张之洞参加“高考”,金榜题名时本是二甲第一名,但慈禧太后御笔将他改为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那比状元和榜眼都更为风光,张之洞从此也只能誓死捍卫太后。
  何况,秉公而言,对一个已经运行了五年的体制,任何的质疑都只能导致无谓的纷争,于大局有害无利。张以“青牛角”为慈禧太后站台压阵,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能在关键时候发出关键的声音,并且公私兼顾、浑然天成,这就是张之洞的政治智慧。
  戊戌年间,张之洞曾经力挺康、梁等人,出钱出力出关系,但也敏锐地看到维新派的外强中干和急功近利。在变法主旋律响彻朝野时,张之洞逆市操盘,“不识事务”地抛出了著名的《劝学篇》,呼吁“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将维护三纲五常作为改革的首要目的,以此巧妙地将自己与康、梁切割开来。
  在戊戌年持续的政治大地震中,《劝学篇》为张之洞搭建了一座风雨不侵的防震棚。先是光绪皇帝“详加披览”,认为“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传旨总理衙门排印300册,作为维新教科书,甚至要求各省督抚人手一册认真学习领会。而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其中甚至有张的门生杨锐。张之洞却“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劝学篇》继续成为官方力挺的畅销书,据说前后发行量高达200万册,仅版税一项,张香帅也大发利是。
  一面高调地待在风口浪尖,做出弄潮儿冲浪的姿态,另一方面却总是穿着或明或暗的救生衣,避免任何可能的溺水,这就是张之洞金枪不倒的秘诀,这当然需要眼光、魄力和手段。张之洞能将复杂的改革目标,简洁地归结为一句政治口号“保名教”,身兼改革者与卫道士两个身份,其一生的“改革功业”,莫不带有浓厚的舞台剧色彩,改革成为展示他个人才艺的星光大道。
  张之洞以“屠财”著称,与袁世凯“屠民”、岑春煊“屠官”并列清末“三屠”。《清史稿》说张香帅“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张的改革项目,多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耗费巨大而收获甚微。著名的汉阳铁厂,从选址、引进设备到技术工艺,几乎步步出错,轰轰烈烈大炼钢铁,造就了一大堆劣质产品,整个项目实际上成为豆腐渣工程,最后自然是国家财政买单了账。
  总是和钞票过不去的张之洞,有一点品质相当过硬:廉政。仅此一俊,便可遮尽百丑。在他的清廉外表下,那些危害绝不亚于贪污受贿的面子工程,得到时人和后人的一概谅解,就当做“交学费”了嘛。甚至在他那些因管理缺位而贪污盛行的改革事业中,小鬼们的腐败也被阎王的清廉彻底漂白,无人问津。同时代的刘鹗在其《老残游记》里,痛责这类“清官”:“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矣。”
  张的改革,表面看炉火烧得通红,内里其实冷静如冰:改革是道具和手段而已。张能做到金枪不倒,举而弥坚,就是常年修炼此类冰火两重天的成果。张晚年取越王勾践“冬常抱冰、夏还握火”自勉,自号为“抱冰”,却不选择“握火”,其趋避之精明亦可见一斑。如果说李鸿章“勇于”任事,张之洞就是“善于”任事:勇于任事者,很多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相当的棱角,甚至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而善于任事者,则凡事趋利避害,见风使舵。
  张之洞是改革的出色票友,调门高,余音可绕梁,当岁月将他推上了改革神龛的崇高地位时,也为大清改革添加了更为浓厚的戏剧化色彩:口号取代行动、炒作替换实干,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改革就是一场色彩灿烂的文艺会演,剧终人散后空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
  1909年10月,张之洞人生谢幕。令他在九泉之下郁闷的是,西方媒体对他的逝世似乎并不感兴趣,《纽约时报》连电头日期在内,仅做了17个单词的简短报道,惜字如金,与李鸿章去世时的连篇累牍无异于天壤之别。一个以戏子心态捭阖政坛的强人,最后的谢幕却无人喝彩,这似乎也暗示了大清国的改革,粉墨登场、自得其乐时,四下里却响起了“下课!”和“退票!”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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