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商父” 盛宣怀
2017-07-03 10:58:44作者:吴晓波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在百年企业史上,盛宣怀被视为“商父”,他是一个绝代的天才型官商。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才华出众和意志坚强,才把洋务事业引向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盛宣怀每办一实业,必身躬亲为,不厌其烦。修建铁路时,他已年过五旬,而且时患哮喘、痢疾等恶疾,但他仍然奔波各地,在病榻上处理事务。他交际广泛,据记载,常年通信的人士就多达2000余人,每有私密重要信函,必亲撰亲写,其精力旺盛实在骇人。
  终其一生,盛宣怀的所有事业都是在跟国际资本的竞争中壮大起来的。他所开拓的实务,无论是轮运、矿务、电报,还是铁路、钢铁和银行,都是一个现代商业国家的基础性产业,每一项俱事关国计民生,稍有不慎,都可能动摇国本。更为惊心的是,他身处一个财尽民贫、国家饱受侵略屈辱的乱世,国库空虚,官僚腐败,民众迷信,几乎没有可以依赖的力量,他凭一己之力,以弱者的身份呈现强人之姿态,从列强手中夺回了诸多的国家主权和经济权益。
  他对国外资本从来十分排斥,以强悍的姿态与之抗衡。在招商局时期,他跟英美公司在长江航运上打了10年的“水仗”。洋商为了压垮招商局,一度把运费降到过去的一成,他硬是挺身而战,最终把对手逼到谈判桌上签订了“齐价合同”。在办电报局的时候,他顶住压力,通过艰苦谈判,将两家外资电报公司在沿海地区的电线全数拆除,让“洋线不得上陆”,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办铁厂和修铁路也是一样,他坚持以我为主,反对洋股介入,甚至因此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重臣公开抗辩。在矿务勘探和开采上,他每一听说洋商发现或打算开采某一矿藏,就必定要急急地写信给朝廷,要么阻止要么抢先,总之千方百计要把矿权揽入怀中。数十年间,在很多时刻,盛宣怀的确扮演了国家经济利益捍卫者的角色,这也是他十分值得尊敬和怀念的地方。
  盛宣怀与洋人竞争的重要手段,就是充分利用政府垄断资源。早在创办轮船招商局的时候,他就提议用40万石漕运业务来为公司“打底”。在跟洋商打“水仗”的时候,他要求李鸿章给予种种政策上的优惠扶持,譬如减免漕运空回船税、减免茶税、增加运籍水脚以及缓提官本等等。办铁厂和修铁路的时候,他更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求“轨由厂出”,保证了汉阳铁厂的利润;另一方面则全面排斥洋资进入。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因失火造成重大损失,盛宣怀被派去救局。他以保护民族纺织业为由,提出两大产业政策:一是严禁洋商进口纺织机器而设厂,二是织布局的纺织品销售“免完税厘”。这一卡一免,就给了陷入困境的企业一条活路。
  盛氏的这种经营战略,在后来的中国经济学者看来一点也不陌生,它几乎是所有国营垄断型企业的必杀招数。其利在于,垄断能够产生庞大的效益和竞争力;其弊则在于,企业因此患上“政策依赖症”,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能力,就跟百年后的无数国营企业一样,在摆脱了初期的困境之后,国营企业内在的制度弊端必然愈演愈烈,终成不治之症。
  盛宣怀到底是官员还是商人,在当时就有争议。1897年6月,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一个下属、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就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经元善早年是一个钱庄商人,与郑观应曾结拜金兰,也是一个改良思想很激进的人,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上海经正女学。他在给郑观应的一封信中就直言盛宣怀“身份不明”,“任官督,尚忽于统筹全局之扩张,任商办,犹未能一志专精乎事功”。他还引用一位苏州商人的话说,盛宣怀的做派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盛宣怀这类天才型官商的出现,既是偶然,也为必然,总而言之是中国商业进步的一个悲剧。他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却始终无法摆脱官商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的强势试验,在暮气重重的晚清掀起了一轮实业建设的高潮,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另一方面,其强势的官商风格,则让洋务运动越来越浓烈地笼罩上了国营垄断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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