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墙角
2017-06-19 10:59:11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09年8月15日,沪上著名的私家园林“张园”周围车水马龙,园内的“安垲第”大楼前冠盖云集。大清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在此举行第一次股东大会,来自各地的732名股东群集上海。

“官督商办”是大清国改革开放中最具特色的,其原因在于财政枯竭,无力推行纯国有企业,需要吸纳民间资本参与;而又对民营资本信不过,要将人事、财务等大权牢牢地抓在政府手中。

能者通吃

这是一次对大清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深远意义的会议。此前, 21名大股东联名向主管航运的邮传部请愿,要求根据大清公司律选举董事会,与政府任命的企业领导人一起,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这一请求得到了邮传部的批准。
  经过投票表决,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一个由9人组成的董事会,盛宣怀毫无悬念地以最高票入选,其票数超出第9名将近5倍。
根据大会通过的公司新章程,这家企业的“官督商办”性质,被表述为“商办隶部”,政府的定位从“主办机构”退后成为“主管机构”,公司今后只需要就重大事件向邮传部请示。
  一周之后,大清中央正式发文,明确邮传部作为招商局的主管部门。9月2日,邮传部任命了钟文耀、沈能虎、唐德熙、陈猷、王存善等官员,担任招商局“正坐办”、“副坐办”及“会办总董”,体现官方的领导。
9月21日,招商局首任董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盛宣怀、施省三被选举为正副主席,这是招商局1872年成立以来,商选董事会第一次获得与官派“坐办”同等的地位。在此之前,民营资本出钱出力,但却无权过问经营管理,招商局更多像是一家国有企业,导致其间官、商对立日益严峻。
  “官督商办”是大清国改革开放中最具特色的,其原因在于财政枯竭,无力推行纯国有企业,需要吸纳民间资本参与;而又对民营资本信不过,要将人事、财务等大权牢牢地抓在政府手中。在实际操作中,掌握这些企业真正权力的人,既不是代表出资人权益的股东,也不是代表公众利益的抽象的政府,而是由政府领导人拍脑门任命的干部。这些享受着公务员待遇的“下派干部”们,一支筷子还在机关的铁饭碗里,另一支筷子则伸向企业的金饭碗, “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一人两制”,旱涝保收,进退自如。
  财政部(“户部”)曾在一份文件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稽之案牍,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这份文件罗列了政府如何向轮船招商局实行政策倾斜,扶上马后,不只是“送一程”,而是“送一路”。文件说:“招商局之设,本为挽回江海已失航利。开办之始,即知为洋商所嫉,而弥补之策,首在分运苏、浙漕米,嗣更推之鄂、赣、江、安。而滇之铜斤,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赈粮,胥由局船经营其事。”但是,吃惯小灶的阿斗还是扶不起来,反而形成了对特殊政策的依赖,而且,“盖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局中之侵蚀与局外之倾挤,所有资力颇虞亏耗。商股不足,贷及官款,继以洋债。当事者日言维持补救之策,裨益实鲜,而以用款浮滥,复屡为言官所劾。”(《清史稿》志125)
这种特殊的双轨制,成为快速制造富豪的机器,盛宣怀、张謇、徐润、郑观应、胡雪岩等一大批能人脱颖而出,周旋于政经两界,能者通吃,在短短的数年间就完成了原始积累,富可敌国。这与其说是大清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好政策,不如说是提供了好“空子”。

采矿者投入少量的必备品,而当矿藏开掘完,就弃矿而去。这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贯穿在大清乃至民国企业史的始终,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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