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控户籍”的明代何来资本主义萌芽
2017-06-09 11:19:30作者:五岳散人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黄仁宇先生在大历史观之外,还提出一个看待中国古代社会的方式,就是没有所谓“数目字管理”。这话自然有其道理,但是不是所有领域当中,当权者都是按照自己的臆想而确定一个数字,然后根据这个数字来管理,至少有些领域当中并非如此,而且是当权者在主观上非常想知道具体的数字,并且为此做了极大的努力。这个领域就是户籍的管理。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户籍人口的管理对一个帝国来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必要性。首先自然是税收。虽然税收的主要来源很多时候是专卖与土地税金的结合,但在农业社会当中,户籍人口的基本情况不掌握的话,按人口记田就无从说起,田地虽然有本糊涂账在,但总是要有人来缴税才行。
  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抽丁服役,这个役当然是兵役与劳役。人多力量大可不是后来社会的特产,在农业社会更是如此。国家是否强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人丁是否繁茂,否则的话,即使沃野千里,也不过是没有开垦的林莽,不但带不来收入,还不好去防守疆界。所以,无论是表面上求生息繁衍的太平盛世,还是私下里求人丁兴旺的财富源泉,户籍人口的管理与统计都是大事,而且是历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
  但这里还有一个隐蔽的理由未必宣之于口,那就是在户籍人口的基础上,能够尽量使得老百姓依附于土地或者雇主,减少其流动性。在统治者看来,流民总是招惹祸端的根苗,每次流民大起的时候,总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平日里尽量控制户籍人口、了解其动态、制止其流动,就成了很多朝代的基本国策。明朝在这方面最为明显。
  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当中,明清之际是整个中国文明产生大倒退的时期,不但君权被空前的加强,而且明朝开始的更加严格的社会控制,使得中国社会失去了向前发展的机会。其中,户籍的管理制度应该说是“居功至伟的”。
  在明朝年间,出门百里以上是要向当地官僚机构申请一种被称为“路引”的凭证,上面记载了某人因何事到何处、该人基本相貌如何等资料,以供所经州县进行查阅。这并非是传统意义上户口制度的延伸,而是对于社会流动性的一种防范措施。如果迁籍到某处的话,与现代的户籍迁移制度比起来,估计也就是少了一张彩色大头相片,其他手续古今相同。但现在毕竟好得多,除了几个大城市之外,迁居某处还是很方便的,虽然有个叫做暂住证的东西。明朝的时候想要迁籍的话,手续方面要更加困难一些。
  有意思的是,就是在这个人口流动性被严加防范的时代,竟然被很多书籍称为出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其依据是一些行会以及城市的扩张而已,据说这就是工业化的最初形态。这个萌芽胎死腹中,其实是王朝更迭的结果,如果不是因为王朝更迭,说不定中国就会先于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似的。
  但这个假设在人口流动受到政府限制的前提下基本是不堪一击的。我们知道,人口的流动自然会促进商业化的发展,而商业化又会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只有金融业发展了,才能使得工业化的高额成本得到满足。根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到了清末钱庄兴起的时候,最大的钱庄中纹银也不过几十万两,除了汇兑之外没有多少金融产品提供给社会。在这种状态下,谈何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管制只能是经济发展的梦魇。
  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就是人的流动性,但明朝的国策之一就是把所有人尽量束缚在固有的土地上——只有一种例外,就是富户会被迁到京城或者凤阳之类的地方去充实城市的富足——并且对海外贸易一直以朝贡贸易自得,“禁海令”中甚至规定建造海船的大小与尺寸,严防臣民对外贸易。一边是约束性的人口流动政策,一边是始终在控制当中的商业规模,说起这个资本主义的萌芽,真是不知道所说何事。
  说起来,倒是宋朝有点资本主义萌芽的样貌,可惜的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是不以文化高低为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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