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公司治理
2017-05-06 09:15:32作者:邓聿文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国有企业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五届四中全会,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督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司其职、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而上述国办意见指出,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从“核心”到“重要任务”,表明在这20年时间里,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事实上,如果我们去考察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会发现,虽然多数企业都已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但这套结构只是形式上的,是一种摆设,实则起不到多大作用。公司实际运转的,还是传统的国企管理那一套,也即一把手体制,企业的大小事情都由一把手说了算,这点和行政机构没有什么区别,区别或许只在于,鉴于国企要追求利润,相对更封闭,一把手的独断专权要比行政机构更厉害。这可从一些落马的国企老总的“忏悔”看出来。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从公司治理角度看,我们引入的西方公司治理理念和机制未能适合中国国情或许是个最大因素。传统的公司治理是在西方私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套企业治理理论,它偏重于资本(权力)的治理,更多考虑的是资本一方的利益,尤其是大股东的利益,资本在公司治理中起着关键的或者决定性作用。但中西企业有两个最大不同,一是国有企业所有者事实上是缺位的,委托代理链条过长,由此导致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严重和代理成本高昂;二是国有企业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它不但有经济任务,还有政治任务,要承担政治责任,因此,它受到的各种干预也比西方企业要多,在代理成本之外,还有政治成本。

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代理成本和政治成本之间是一个彼此替代、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即,减少政治成本的同时可能会增加代理成本;降低代理成本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成本的增加。这已从一些研究者对上市国有企业的实证研究得到证明。因此,这也就意味着,要减少政治成本,就必然要弱化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而这势必又会使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更突显出来,从而增加代理成本。反之,要减少代理成本,就意味着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不那么突出,这显然是加强党对企业的控制所致,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政治成本。从消极的意义上讲,代理成本和政治成本并非彼此替代、此消彼长,而是同时增长,而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并没有起到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这种状况在国企是存在的。

要同时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和政治成本,就必须通过有效的公司治理去完成。然而如上所说,用从西方引入的这套公司治理做法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上面说的两个不同。要克服西式理论水土不服的毛病,就必须对传统的公司治理进行改造,以适应中国的国情,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党和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控制在“恰当”的水平上,虽然理论上无法做到什么样的控制和干预才是“恰当”的,即无法把“恰当”量化为一个具体的、精确的数字,但在公司治理的层面上,大致可以确立“恰当”的标准。也即是说,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大前提下,党和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不是采用直接的行政手段去管制和控制,而是通过将党组织内嵌入企业治理的方式,发挥党对企业的领导和政治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和政治作用表现为一种政治指引而非行政指挥,目的是改善公司的治理环境,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与国家所有者在利益、目标及价值取向等方面相一致,确保经营管理者始终将所有者权益最大化作为其行为和决策的依据和准则。这个在公司治理的层面上是可以有衡量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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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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