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短缺:大明王朝崩溃之源
2017-04-01 11:13:27作者:艾维四 董建中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不论贸易带来多大的好处,也不论贸易的数字是多少,在晚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所有问题。

   而且,它甚至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过快的城市发展,商业投机肆虐,以及严重的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的不稳定,使当时的买卖商和生产,过分依赖持续发展的货币经济,从而卷入恶性的通货膨胀。

   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这一膨胀自身有赖于白银的极大量输入。在17世纪以前,这种依赖还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当时日本和西属美洲的银矿继续生产巨量白银,至少其中一些是人们渴望在马尼拉、澳门、广州、长崎、台湾和东南亚等地用以交换中国的物品。然而,在此之后,世界各地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对于明朝的经济,也对于中国历史的进程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白银都从哪儿来?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和西班牙在马尼拉的贸易,从1610年至明朝覆亡的1644年,中断了数十年。部分原因是由于新大陆白银生产的衰退,但是,至少在1630年以前,荷兰和英国对于中国和西班牙船只的骚扰,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马尼拉的形势在17世纪30年代初有了显著改善,但随后却是1634~1635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颁行了新的严厉的贸易禁令,还有1636年西班牙政府治理阿卡普尔科(位于今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是西班牙殖民时期与菲律宾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的腐败,以及1639~1640年西班牙屠杀2万多菲律宾的华侨。这一屠杀部分是由于两国间经济困难所引发,它也造成了1640~1641年马尼拉和中国贸易的急剧下滑。

   1642~1643年,上述贸易活动似乎有所恢复,但这被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于1642年中止在马尼拉的贸易所抵消,当时他们了解到,在欧洲发生了葡萄牙反对西班牙国王的起义。现已知道,17世纪30年代的一些年份,马尼拉—澳门贸易达150万比索(43125公斤)白银,这给双方以及中国的经济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这些年间,荷兰对于印度西南部重要海港果阿和马六甲的封锁也影响了亚洲的贸易,这事实上孤立了澳门与葡萄牙帝国其他部分的联系。1639年,葡萄牙失去了他们作为中日贸易中间人的极有利可图的角色,当时德川幕府拒绝来自澳门的船只在长崎进行贸易。1635年,德川幕府禁止日本人出洋贸易,如此一来,在17世纪40年代初,只剩下荷兰和中国商人从日本输出白银。

   尽管他们极力保持以前的商业水平,但到了1642~1643年,日本每年出口的白银总量显然低于150万两(56250公斤)。不论准确的数字是多少,这远远低于日本学者小叶田淳估计的,17世纪初中日贸易巅峰时的每年四五百万两(150000~187500公斤)。若再考虑到马尼拉、澳门和马六甲萧条的商业形势,很显然,就是和前几年相比,这时进入中国的白银也要少很多。

   白银流到哪儿去?

   上面所述意味着,即使是在最好的时期,明朝的经济形势也很严峻。事实上,明朝政府被迫在1618~1636年增加赋税,以应付来自满洲和国内叛乱的军事威胁。现在很清楚,17世纪30年代末特别是40年代初一些账面上的赋税数字,当时不可能全部都能征收上来,正如研究明代财政的学者黄仁宇所言,这一时期的赋税征收,“若某一年能征收到定额的七成,就认为是十分成功了。17世纪40年代的实际收入能达到应征额的一半,是要大打问号的”。

   这些增加的赋税无疑将白银从明朝经济的某些部门中分离出来,而明朝此前的繁荣正是建立在这些部门之上的。在一般情形之下,中央政府白银收入中相当一部分会用于采买和差役,这样就重新进入经济领域和货币体系了。然而,在晚明,大量的白银落入有权势的政治和军事人员手中,其中许多人选择了囤积,而不是用于国防。

   这些经济部门也没有得到资助,由于到处军事战乱,以及一系列破坏性的自然灾害,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明朝的许多地区的经济活动进一步衰落。此种情形之下,有理由相信,人们不再将他们的金钱购买非必需品或将其投资于风险日益增大的事业,而是囤积比平时更多的白银,以观事态发展。

   鉴于白银输入的下降,更高的赋税率,以及增多的囤积白银的可能性,那么有理由猜测,流通的白银数量已显著减少,白银日益廉价的长期趋势有了突然的逆转,这在时间上与上述所讨论目前已知的白银输入的锐减很接近,这给晚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因银钱比价急剧下跌,人们得不到充足的白银供应,在全中国许多人无法缴纳赋税和租金,偿还借贷,有时甚至无法购买食物。明廷发现,在此种情况下,它已无力支付和装备它的军队,逐渐失去了对帝国北部的控制,开始是内部叛军,接着是入侵的满洲人占领了这一地区。后者接下来击败了南方忠于明朝的势力,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王朝——清朝,它一直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

   明朝亡于“17世纪危机”?

   前面的考察,是为了证明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与以前的任何时期相比,明朝国内对于进口白银的需求以及外国对于中国奢侈品的需求,将中国更直接地卷入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经济史。这种卷入的结果对于后来中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

   尽管目前对于此问题可以得到的统计数字远不能令人满意,但会有更充分的证据表明,晚明的许多经济发展、社会变化甚至文化成就,只有考虑到巨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包括出自遥远的地方,如日本的石见银山和西属美洲上秘鲁(玻利维亚旧称)山区的白银,才能正确地得到解释。

   然而,许多中国批发商和生产商热心参与国际贸易,这引发了经济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明朝政府从未能妥善解决。明朝并不是在1644年4月覆亡,因为此前白银的进口已经从以前的水平上急速下滑,这一下滑自然加剧了明朝自身的某些困难,破坏了它的稳定。

   17世纪时,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同时出现了民众起义、财政危机以及政权更迭,比此前与此后的时代都要多,这就是所谓的“17世纪危机”。近年来对此有颇多研究,但毫无疑问,它对于中国来说极为重要。尽管17世纪的中国文人不明白这一形势的复杂性,但他们意识到了明朝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与白银和沿海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然,这一世纪和它的“危机”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到了下一世纪初——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中国经济再一次快速发展,恢复了它已有的、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实力的国家的声誉。可以说,这一发展和声望的获致,再一次得到了大规模外国白银进口的支持,尤其是从新大陆来的白银。

   作者为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姆史密斯学院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译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节选自《1530—1650年前后国际白银流通与中国经济》一文,原载于《清史译丛》第十一辑《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转载经译者同意,现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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