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银”与皇脉
2017-04-01 11:11:51作者:阚红柳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647年1月初,时年约42岁的“大西国王”张献忠,在川东北西充县与皇太极(即清太宗)长子豪格率领的清军遭遇,兵败身死。

   据各种正史野史记载,张献忠占川为王的短短两年间,统治手段相当残忍,不仅嗜杀成性,还极度贪婪,纵容部下搜刮不已,令天府之国民穷财尽,生灵涂炭。数百年来关于他“江口沉银”的传说之所以绵延不绝,多半源自其当时的所作所为。

   整整370年后的今天,考古工作者在眉山市江口镇岷江河道上的发掘取得重大进展,出水上万件与张献忠有关的金银器及文物,证实了“江口沉银”确有其事。“寻宝”的故事,历来让人兴奋,传说终于变成现实,更激发了公众的好奇心。

   而对明清易代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真正感兴趣者都知道,在张献忠、李自成以及崇祯皇帝朱由检等充满争议又不乏悲情的人物的“联袂演出”背后,沉甸甸的银锭,可能更左右着17世纪中叶前后中国国运的兴衰。

    大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年仅23岁的明熹宗朱由校病情恶化,骤然驾崩,因无子嗣,18岁的弟弟朱由检受命嗣位,成为明代第十六位君主,即崇祯皇帝。

   朱由检接手的江山,内忧外患,千疮百孔。这位名义上拥有整个“天下”的新皇帝,面临的最棘手难题,是曾经丰裕的国库日渐空虚,而各项支出尤其是巨额军费开销有增无已,财政危机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

   皇上家也没有余粮了,这可怎么办?

  “三饷”齐加 十室九空

   为了解决紧迫的财政危机,崇祯帝朱由检在位期间多次增加赋税。

   崇祯三年(1630年)十二月,宣布加派“辽饷”。“辽饷”始征于朱由检的祖父万历皇帝在位末期,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朱由检要求,在每亩田赋已加银九厘的基础上,再加三厘,对拖欠赋税的地方官严加惩处,户部尚书毕自严因此被关进监狱。

   崇祯十年(1638年),他又下旨加征“剿饷”(镇压农民起义的费用),按亩征派,全国一共增征银子二百八十万两。原说只征一年,但国库空虚,饷无所出,一年之后决定延期。崇祯十二年,再命加征“练饷”(以训练“边兵”,加强北方长城沿线九边各镇防御为名),增征银子七百三十余万两。

   当时明朝全国正常的赋税征收,每年大约为银一千四百六十万两,而上面三项加派加征,合起来多达一千六百七十万两,超过正常年赋税二百万两以上。

   崇祯十三年(1641年),明廷下令增征“关税银”二十万两。辽东边患不止,农民军日益壮大,这些加征也随之连年不断。官府无休止的催逼,迫使大批穷苦农民逃亡,地方官为了保住官禄,唯有强行征足数额。比如十户人家中,一户逃亡则其他九户补足,两户逃亡则八户补足,若九户逃亡则由剩下的一户补足。如此一来,更造成各地整村整寨的农户大规模“跑路”。

   农户逃亡,田地荒芜。年轻力壮者辗转就食,年老体弱者则坐以待毙,北方各地几乎到处都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陕西因土地贫瘠,连年灾荒,百姓饥寒交迫,受害比其他地区更重。万历一朝(1573~1620年)四十八年中,陕西省内有灾荒记载的年份达二十五年之多,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年)更几乎年年遇灾。此时,地方官府不予赈济,反严加催收赋税,百姓唯有起来造反。

   天启七年,也就是朱由检继位前后,陕西关中盆地东部的澄城县农民王二率先举义,省内各地纷纷响应,其中就包括第二年(即崇祯元年)陕西北部清涧县农民王左桂聚集的一帮人马。崇祯二年年底,朱由检为节省开支,下旨裁撤各地驿站,出身贫寒的银川驿驿卒、米脂人李自成被裁。时年二十四五岁的李自成,投奔到王左桂旗下,逐渐在造反队伍中成为骨干。

   大约与此同时或稍后,行伍出身的陕西延安卫人张献忠,在李自成的老家米脂揭竿而起,自称“八大王”。他与李自成年岁相仿,在此后十多年对抗明廷的战事中,两人时而为盟友,时而又互为对手。

   筹银百万 祖坟难保

   对主要由叛兵、乱民、饥民组成的农民军队伍,朱由检起初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但随着陕西民变频频告急,他的注意力才不得不由朝中党争、辽东边患转移过来。自崇祯二年正月起,朱由检先后起用主张“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杨鹤及崭露头角的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陕西北部沿边分设延绥、宁夏和甘肃三边),全权负责弹压陕西一带之“匪”。

   与一介文臣、素不知兵的杨鹤(他很快因战事失利被朱由检逮捕入狱,谪戍江西)相比,洪承畴颇具谋略,擅长用兵。在他的指挥调度下,陕西境内的农民军大多遭到镇压。崇祯四年(1631年)冬天,张献忠一度向洪承畴投降,但不久即叛逃山西,继续啸聚山林。陕西战事平息,山西战火又起,农民军屡抚屡叛,屡剿屡起,令明廷陷入手忙脚乱之中,朱由检也伤透了脑筋。

   崇祯八年(1635年),兵部调遣西北边兵以及天津、山海关、宁远等地骑兵数十万,发帑银二十万两,户部筹集饷银九十余万两,令洪承畴率领所部与各路兵马汇合,联合围歼农民军。这一场激烈的对决战,对明朝政府和农民军两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官兵的围剿,那年正月,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将领在荥阳(今郑州以西)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上李自成主张分兵出击,配合作战,得到了众将领的赞同。八月初,向东出击的高迎祥、张献忠部占领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放火烧毁皇陵和龙兴寺。龙兴寺建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前身是明太祖朱元璋未发迹时出家礼佛的皇觉寺。

   消息传到北京城,朱由检悲愤不已。凤阳是明朝龙兴之地,皇陵乃列祖列宗安眠之所,竟被“乱匪”付之一炬,这是皇家的羞辱,也是对朱由检前所未有的打击。他食不甘味,痛苦万分。连祖坟都给挖了,大明二百多年的皇脉,岂不是岌岌可危?

   “苦死功夫,不结之局”

   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张献忠联合罗汝才等义军自襄阳顺汉江东下,很快与长江以北义军首领贺一龙、贺锦会合,分攻明朝陪都南京附近的江浦、六合以及安庆各城,朝廷一时震动。

   那年三月,杨鹤之子杨嗣昌入宫晋见,令朱由检稍稍宽心。杨嗣昌字文弱,万历年间进士,以头脑冷静、思路开阔而著称。他曾六次上疏朝廷,陈说边疆事宜,部署方略。朱由检览奏,认为杨乃不可多得之才,前一年(崇祯九年)十月,已破格提拔为兵部尚书。

   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个地区为“四正”,作为围剿农民军的正面战场;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作为辅助战场;四正与六隅合为十面之网,将农民军一网打尽。这位“文弱”的儒帅甚至放言:“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然而,溃烂十年的大伤口,怎么可能一朝治愈?三个月后,杨嗣昌所谓“了十年不结之局”的口号根本无从实现。结网未成,新的危机又来了。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诈降于前来督阵剿匪的明朝兵部尚书熊文灿,所部数万人安置在湖北谷城,得到喘息之后,不久再度降而复叛,并举兵进入四川。明军不得不分兵追剿。

   崇祯十四年(1641年),趁明军主力入川作战之机,李自成率部攻入河南。当时河南发生饥荒,盗贼峰起,李自成采纳李岩的建议,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义军得到当地百姓支持,迅速壮大到数十万人。很快,他们攻破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起义军剁其肉与鹿肉相杂煮吃,称为“福禄宴”。李自成在洛阳称闯王,而屡受挫败的杨嗣昌悔恨伤神,病重而亡。

   杨嗣昌之死,标志着明廷“剿匪”战略的全面失败。也许是体谅到杨嗣昌殚精竭虑之艰难,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打击变得麻木,朱由检破例没有像以往一样,将败军之将杨嗣昌下狱治罪,反而称其“二载辛苦,一朝毕命,然功不掩过”,特赐归葬于家乡武陵(今湖南常德)。倒是后来张献忠从湖北武昌(1642年他在此称“西王”)退走湖南时,顺道攻克武陵,挖了杨嗣昌七世祖坟墓,放火烧了杨嗣昌灵柩。

   杨嗣昌之后,朱由检频换主将,却再难挽救危机。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号大顺,自称大顺王。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率领大军从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沿途关隘城邑的明军,几乎都不战而降。

   “饷不出京” 藏富于官

   誓不当亡国之君,却终于难逃厄运的朱由检,到底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呢?

   跟过去两千余年中国历史上的数百位皇帝相比,朱由检算得上是一个比较节俭的“好”皇帝了,精打细算是他的特长之一。比如说,明廷宫中专门铸造一些金银豆、金银叶,每个重约1钱左右,花费的金银不多,但相当精致,朱由检经常拿来赏赐臣下。这种作法其实很有讲究,既可以节省用度,又能维护皇家的尊严,虽为小事,却见“大义”。

   不过,有时候他又未免过分偏激乖张。一次,他下令将宫中的铜器熔掉铸钱,以充官员俸禄和士兵军饷。宫中铜器以造型精巧而取胜,本不借重分量,有些铜器很薄,熔化后根本铸不了多少铜钱,更何况不少铜器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艺术品或文物,说是节俭,实际上是对文物的破坏,得不偿失。据说,因宫中铜器造型精美绝伦,艺术含量高,有商人愿意以二千斤铜换一千斤铜器,这本来是好事,但负责官员不敢私自作主,唯恐触怒性情多变的皇帝而获罪。

   朱由检当政十七年,紫禁城宫中没有进行过任何营建,节省了不少皇家经费。他平时生活也很朴素,特地要求礼部以节俭为原则,重新制定宫中器用和官吏服饰的制度。自崇祯十三年(1640年)之后,为了减少皇室开支,皇帝本人布衣蔬食,连肉也不吃了,宫中用陶器代替金银器皿。他带头穿浆洗过的旧衣,日常衣物有一半都洗过三次以上,周皇后有时甚至纾尊降贵要亲自动手洗衣服。为朱由检授课的大臣曾经发现,皇上穿的衬衣袖口都磨烂了,还吊着线头!

   皇上家都节衣缩食,没有余粮了,那大明的皇亲国戚和朝廷百官家里呢?

   明末流行的民谣中有“饷不出京”之句,说的是边塞或外地官员到京师请求拨发饷银,按照惯例,要给经办衙门的官吏三成左右回扣,拨银一万两,需扣三千两,京官之贪婪可见一斑。至于买官鬻爵,更是花样百出。可笑的是,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之际,朱由检急急下旨让众大臣赞助饷银,这帮大臣们竟都向皇帝哭穷,连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也仅仅愿意捐银一万两。

   等到李自成的农民军进了北京城,实行“暴力追赃”,一顿夹棍酷刑拷打之下,京官们居然吐银无数。农民军追赃的标准是:内阁阁员十万两,部院、京堂、锦衣卫等各衙门长官,或七万或五万或三万两,科道、吏部等中层官员五万或三万两,翰林学士依级别资历三万到一万不等,部属以下的中低级官吏以千两计,勋戚之家则数目不定。在皇帝面前哭穷的岳父大人周奎,经不住农民军的威逼,共交出银子五十万两,珍珠币物数十万件。

   截止到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农民军共计追缴“赃银”七千万两,是崇祯朝初期每年全国征收正赋三百二十万两的二十倍以上。这七千万两银子中,贵族勋戚占十分之三,内监占十分之三,百官、商贾占十分之二。

  未结之局 终须了结

   北京城破之日,江山变色之时,朱由检以一死相殉,倒也不辱朱家王朝的创业祖先。不过,他一天到晚盯着皇宫内廷那点日常消费不放,却缺乏魄力和能力理顺朝政、澄清吏治、审时度势、重振国威,特别是无法解决关系大明国运的“银子”问题,实在是因小失大,于事无补,也只能自叹倒霉,空留余恨了。

   把朱由检逼上煤山自缢的李自成大顺军,入京之后也在“银子“问题”上犯下大错。“暴力追赃”固然捞得盘满钵满,却就此失去了明廷官僚士大夫的拥戴,他们中的多数人本已相信“天命”转移,有心归顺。兵败山海关之后,李自成回紫禁城当了没两天“大顺皇帝”,就不得不收拾还没来得及享用的大批财物(他命手下集宫中所有银器铸成银锭带走),匆匆退守西安,在吴三桂及清军的急攻之下,很快走到了穷途末路。

   回头再说说张献忠。早在李自成挥师北上、节节胜利之际,面临明将左良玉及大顺军双重压力的张献忠,不得不溯长江而上,再次入川,占领成都。1644年12月初,他自立为“大西国王”,年号也是“大顺”,定成都为“西京”,凭险据守,在蜀中过了两年帝王瘾。“江口沉银”,恐怕不少是他最后的岁月里深知大势已去,心态绝望,涸泽而渔抢掠积攒下来的。

   短短数载间,大明、大顺、大西这三个政权,都因“银”而“沉”。面对三百余年后重见天日的“江口沉银”,不知会不会让人想起,杜牧《阿房宫赋》末尾那句警世名言: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历史学博士,专治清代学术思想史及历史文献学,著有《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主编《海外三山五园研究译丛》《畅春园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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