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此失语 ——戊戌变法115周年回望
2017-03-23 14:10:04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15年前的6月,北京城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的热浪之中,中国领导人先后发布110道改革诏令,推动国家向现代体制全面转型。但这场改革只持续了103天,当改革成为重新划分利益的工具,它就很难维持生命力。此后,被保守势力裹挟的中国,带着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仇视,高喊着“刀枪不入”,冲进了新世纪。

  李鸿章喝闷酒

  1898年9月24日,晚,北京。
  75岁的李鸿章宴请了57岁的伊藤博文。两人都可算是“无官一身轻”:以伊藤博文为总理的日本内阁,刚刚被推翻。下岗后,他出访中国,在驻日公使裕庚看来,伊藤的访华一方面是“系出无聊,回同退者来家扰,藉少避”,一方面也是“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而李鸿章则自甲午战争失败后,一直被“冷冻”在总理衙门,没做老大很久了。
  北京的形势波云诡谲。开始于6月11日的维新变法,刚刚于3天前(9月21日)被镇压,多人被捕。
  此前,大清国的变法者们,对于伊藤的到来,十分欣喜,甚至酝酿着要请这位日本人在北京再就业,为大清国的改革把脉掌舵。但是,伊藤对他们并不看好。如今局势明朗,他似乎对此更是不屑。
  酒宴上,伊藤告诉李鸿章:“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在伊藤博文看来,中国的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而“三五喜事之徒”,却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就会压垮这房子。
  李鸿章对此十分赞同,他说:“侯言良是。始吾赴马关,言索款不宜过多,恐牵掣亚东全局,今若此,尚何言?”在李鸿章看来,“三五喜事之徒”之所以能折腾,正是甲午战后日本过分婪索的刺激。
  这段对话的记录,见于1913年初版的《戊戌履霜录》。作者胡思敬,当年只是年仅29岁的吏部小干部,他并没有交待这些细节的来源,其真伪也就难以考证了。
  《戊戌履霜录》继续写道,李鸿章和伊藤二人“方饮酒感念旧事,各投箸欷歔,不乐而罢”。两位前总理,似乎心绪都不好。这顿闷酒,他们究竟喝了几杯?
  可以肯定的是,根据伊藤本人的记载,在这次晚宴上,李鸿章要求日本将流亡的康有为、梁启超遣送回中国,被伊藤一口回绝。
  伊藤博文这次来访,总共和李鸿章见了三次。他在《清国旅行日记》记载道,第一次是9月15日,他抵达北京的第一天上午,“拜见总署王大臣(即主持总理衙门工作的庆亲王奕劻)、访问李鸿章”;第二次是16日,“午前,李鸿章来访;午后,总署王大臣等来访”;第三次是9月24日,“晚,李鸿章宴请”。
  胡思敬所记载的那段对话,并没有确切时间,但倘若属实,只可能是伊藤与李鸿章的最后一次晚宴,不可能是头两次的午前会面。
  “三五喜事之徒”的折腾,如此考语,代表了相当一群旁观了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外国人的普遍观感。只是,包括正在喝闷酒的李鸿章和伊藤在内,谁都没有想到,这场以惨烈悲剧结束的大折腾,在日后的历史叙述中,被赋予了种种光环,俨然成了一次悲壮的“改革”实践,主要用以证明推倒重来的“革命”的必要与必然……

口水改革

  要将戊戌年所发生的一切,当做“改革”,的确是需要有相当强大的逻辑颠覆能力——这些“改革”,绝大多数都仅仅停留在雪片般飞舞的文件之上,并未落地,“改革”的推动者们似乎对此根本不在乎。
  6月11日颁布的《明定国是诏》,被公认为是这次“改革”的冲锋号。细读这份中央文件,所阐述的重点,只是强调“为什么”要改革,而非“如何”改革。
  “为什么”要改革,在大清帝国早已不再成为问题。
  自从1861年恭亲王开始推动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之后,“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已经成了一个基本的国策。截至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33年的改革开放中,的确出现了相当多的争论,这被后世史家解读为“洋务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但是,深入这些争论的细节,就能发现,大多数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要”改革,而是在于“如何”改革。在向来信奉实用主义的中国官场,固守僵化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者”,从来都是珍稀动物,其手中的意识形态旗帜,更多的只是一种道具而已。对意识形态的工具化利用,其实也为改革扫清了基本的障碍,并令改革得以聚焦在更为根本的问题上——利益。
  比如,在最为激烈的铁路建设争论中,被贴上“保守派”标签的那些反对者,所持的最有力理由,不仅仅是“祖宗成法”,也不仅仅是荒诞的“风水龙脉”,而是民生:铁路建成后,此前靠赶车、乘船维生的群体,即将失业,他们是否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样的争论,不仅围绕着现实问题,而且在客观上也有助于完善改革措施。
  1898年的《明定国是诏》,继续在“为什么”改革这个早已解决的问题上炒冷饭,而在“如何”改革上,除了强调发展“京师大学堂”之外,只是极为泛泛地要求“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当然也早已不是争论焦点。
  这份并无新意的诏书,与其说是“改革”的动员令,不如说是以“改革”为由头的政治宣言。从实践操盘来看,这种政治宣言,并非新理念的先声,而往往是权力结构重组的预告。在此后的整个变法过程中,重组权力结构,果然成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改革者”们最为用力之处,也是康、梁们最为期待之处,更是所谓新旧两派冲突最为激烈之处。戊戌变法,“改革”其实已经被异化,更多的是权力的争夺,因此,对这个时期更为确切的称呼,或许不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而应该是“戊戌易枢”“百日权争”。
  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到9月21日变法被强行喊停,总共103天的变法时间内,中央所发出的变法诏令,根据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列表统计,居然超过了110道。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平均每天都有相关的中央文件面世。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围绕某一主题生产中央文件最为密集的时期。
  这些“改革”诏令,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方面面。后世的不少研究者,对这一“改革”的判断,多是依据这些中央文件的文本。但是,如此论证的本身,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文件上“所说”的,并非都是实际中“所做”的,甚至不是“能做”的。停留在纸面上的,最多只能说是“顶层设计”的蓝图而已,而要真正能称得上“改革”一词,至少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有“设计”;二,能“操作”。
  正是从“操作”的角度,如此密集的文件发放本身,恰恰体现了这场“改革”的儿戏特征——只有“设计”,难以“操作”,如浮云般,无法落地。
  一是数量太多。即便在如今的信息时代,在一个规模并不大的公司,倘或一天发一份改革文件,如何传达到位也都是难题;更何况,在115年前的通讯条件下、在幅员如此辽阔的一个大国、在运行效率极为低下的官僚体制内,如此高密度的“改革”文件,传送尚且困难,遑论执行落实。
  二是涵盖太宽。这些“改革”诏令,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方面面,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轻重缓急之别。如此“改革”,本身就已成为提高行政效率的障碍。
  三是缺乏细则。这批雪片般的“改革”诏令中,绝大多数都是泛泛而言,只谈原则和大道理,只有空泛的目标设定,却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或配套措施等。光绪皇帝和他身边的幕僚,似乎并不在意如何操作、如何落实、如何形成实效。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私信中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团队“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如此“改革”,若依然要冠“改革”之名,也就只能称为“口水改革”。“口水改革”,不仅难以兑现,更大的危害还在于破坏了本就极为稀缺的中央权威资源,加大了离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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