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春天”在哪里?
2017-03-18 10:09:09作者:李岩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无论是总统竞选期间还是上任近两月以来,特朗普的种种言论与施政,都带有浓厚的“战略收缩”的色彩。

   但这次“战略收缩”,并不是简单地回到盛行于19世纪、延续到两次大战之间的美国的那种传统“孤立主义”,其主要目标,仍然是保障美国作为当前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霸权红利”。

   “锈迹斑斑” 以退为进?

   在竞选时,特朗普反复强调“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反对承担过多的国际义务,声称中国和墨西哥在全球化进程中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因此要重新考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由美、加、墨三国组成,1994年1月正式生效)。他甚至扬言,美国应跟世界贸易组织(WTO)分手。

   2017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讲中,特朗普直言不讳地说,每个国家都有将自己利益放在首位的权利。上任伊始,他马上兑现竞选承诺,宣布美国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要求制造业回归美国。他颁布了禁止7国移民入境的行政令(即“禁穆令”),公开抨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给欧盟带来了灭顶之灾。对后冷战时代政治和军事上最主要对手之一的俄罗斯,特朗普竟然没有像以往多数美国总统那样采取敌视与警惕的态度,反倒频频流露出与普京“惺惺相惜”之意。

   特朗普之所以如此明显地从国际舞台后撤一步,追求“国内稳定和发展”,归根到底与美国国内面临的现实困境密不可分。而提振美国经济,是特朗普力主“战略收缩”的一大重要原因。

   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过去数十年来,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波动幅度极大。历史最高值为1984年的增长近7.3%,历史最低值为2009年的负增长约2.8%。尽管奥巴马总统任期内(2009~2017年),美国经济得以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复苏,但2015年的GDP增长率只有约2.6%,远未恢复到1999年的水平。同样,体现投资率的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占比也大幅下降,2015年的比例约为五分之一,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赤字严重,债务负担达到19.97万亿美元,约等于全体美国人人均负债6.2万美元。

   尽管近年来经济回暖,但美国的产业结构很不平衡,这特别反映在把特朗普送上总统宝座的几个“锈带”州上。所谓“锈带”,指以制造业为经济支柱的美国东北部, 包括底特律、匹兹堡、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等大工业城市所在的地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工业急剧衰落、工厂大量倒闭、失业率增加,该地区大量闲置的生产设备锈迹斑斑,故有此形象的称呼。

   据美国劳工数据局统计,2014年美国发展最快的是服务业,且大多在低端行业,而衰落最快的则是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制造业。以“锈带”州之一威斯康星州为例,该州曾经是钢铁产业和制造业的重要州,2000年制造业员工占全州雇佣比例的20%,制造业占全州GDP总值的24%。而2015年该州GDP总值中,贡献最大的是金融保险业,占比19.6%,排在第二位的是政府部门,占比11.3%,曾经辉煌的制造业只占到11%,早已今非昔比。

   既然特朗普把近年来美国经济的疲软表现,归咎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这种“战略收缩”,自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不患寡而患不均?

   特朗普胜出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做了一次选后民调,52%的受访选民表示经济是他们最为关注的议题,而且62%的选民认为美国国内经济状况恶劣。这种悲观的情绪不仅源自美国经济整体上的相对衰落,更在于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悬殊,中产阶级持续萎缩。如1980年,美国最上层1%的成年人的收入,是底层美国民众的27倍。而到了2014年,这群美国富豪的年收入是底层人群的81倍,约为130万美元对1.6万美元。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显示,过去四十多年来,作为美国社会和经济主体的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少于贫富两极的人口数量了。同时,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总收入大幅度跳水。1970年,中产家庭的收入占全美家庭收入的62%,2014年这一份额跌至43%。美国商务部于2016年9月公布的《美国收入和贫穷报告:2015年》显示,2015年美国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56516美元)比1999年(57843美元)低了2.4%。

   尽管四十多年来美国人的收入看似增长了,但鉴于美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1970年的63.9上涨至2015年的348.2,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实际生活水平却比从前大打折扣,医保、养老等生存问题更日益突出。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他们所能从事的专业程度较低的行业,极易被少数裔新移民“抢饭碗”。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失业或收入停滞,既归因于大资本家和建制派的贪婪,又迁怒于直接与其竞争工作机会的外来移民。

   传统保守的美国白人对移民的排斥,部分还归因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CNN的选后民调显示,18%的选民非常关注恐怖主义议题,而13%的选民关注移民问题。这两个群体的选民,过半数以上都把票投给了特朗普。众所周知,过去二十多年里,美国对外过度扩张,对国际事务积极干预,引起了不少国家和地区民众的仇视,导致美国遭到恐袭的风险大大增加。特别是“9·11事件”之后,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移民,被先天打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2015年11月血腥的巴黎恐袭事件,更引发了美国民众对潜在恐怖主义威胁的新一轮不安与恐惧,对穆斯林的敌视心态再次加重。

   根据2015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美国人口数量与组成报告:2014-2060》,从单一族群的比例来看,非拉美裔白人目前仍占据美国总人口的半数以上,但到了2060年,他们所占人口比重将下降至43.6%。

   该报告预计,2014年到2060年期间美国新出生人口的母亲,按照其出生地进行区分,79.7%为“土生人口”,20.3%为“外国出生人口”,此外还需要有6410万新移民进入,才能保证美国总人口的基本稳定增长。后两种“外国出生人口”比重持续增长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地给美国本土居民的文化和心理带来冲击。

   如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以提出“文明冲突”论而知名)所言,“移民同化”和“民族认同”,是美国面临的一个较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当今美国社会涌动的多元文化主义,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动摇了美国固有的社会认同和主流价值观。而今天拉美裔移民通行的西班牙语,日益成为美国的常用语言,拉美裔美国人在大选中的重要性凸显等等,从某个侧面似乎在佐证这种认同的缺失和国家的“分裂”。

   谁在动摇“特朗普大厦”?

   以上种种,激发了美国白人保守派心中的焦虑,维护白人清教徒信奉的“美国价值”的冲动,随时可能升级为更复杂、更激烈的族群冲突。

   面对就业机会遭受冲击、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以及社会认同缺失和分裂等情况,特朗普驱逐非法移民,限制新移民入境等政策,都可视为对美国传统白人价值观的维护,或者说是在美国社会曾经的“中流砥柱”即将沦为弱势群体的危机时刻,全力响应其“自救”行动。

   看起来眼下美国国内的冲突和矛盾,已经让特朗普焦头烂额,应接不暇了。维护国内稳定和发展,似乎成了特朗普政府的当务之急。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其长期的海外霸权及“世界警察”的身份。仅凭特朗普一己之力,是无法撼动美国二百多年的政治传统的,当然他本人也不见得真是要弃“世界霸主”地位于不顾。

   美国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制,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特朗普的过激行为。除了政见不同造成的牵制之外,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的美国各大财团企业,也不会轻易让特朗普动自己的“奶酪”。比如以索罗斯为代表的金融财团,早已体验到了支配和影响国内和国际社会经济格局的快感,他们绝不会突发慈悲,为了增加国内就业率就放弃全球市场。目前美国国内不少有组织的反抗特朗普的游行示威,据说背后就有索罗斯的资金支持。围绕“禁穆令”的三番五次的上诉、反上诉、再上诉,同样展示了美国国内部分经济势力对特朗普“蛮干”作风的极度不满。

   今年2月24日,白宫的非正式记者会临时更换地点,故意没有通知部分美国国内的主流媒体,享受了此项“特殊待遇”的媒体有《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CNN及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等。 这几家媒体背后的大股东,分别是具有操纵全球市场能力的顶层精英。这些集团在竞选中都是公开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并且在竞选宣传期间,利用自己的传播优势,对特朗普进行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攻击。

   比如,整天被特朗普指责发布虚假消息的CNN,隶属于时代华纳集团。时代华纳在竞选中极力支持希拉里,为希拉里捐助了约55万美元的政治献金,而只有约1000美元捐给特朗普。建制派和顶层精英选择希拉里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意图能够继续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绝不允许一个标榜“反建制派”的人物来指手画脚,太岁头上动土。这次在舆论战场的对峙,也是美国国内不同力量集团斗争白热化的体现之一。

   试图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来提振国内经济,可能只是特朗普的一厢情愿。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胡佛总统(1929~1933年在任)也推行过极其保守的贸易保护政策,颁布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将近900种进口商品征收平均高达53%的关税。这种只顾自己不顾盟友的行为,不仅招致了欧洲国家的强烈报复,最终也没有帮助美国摆脱困境。

   再者,以近年来的中美贸易为例,从中国进口的大量廉价物品,使美国的低收入人群能够享受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如果美国认定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一旦对中国产品加收45%的进口关税,美国国内日用品价格必定会大幅度上涨,导致普通民众生活成本提高,生活水平下降,民众能不怨声载道吗?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很可能会影响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至少目前来看,特朗普及其团队还没有使出限制中美贸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昏招。

   “攘外”仍是真命题

   自特朗普参与总统竞选时起,就有一批来自现役和退役部队的将领为他站台。比如刚刚“被辞职”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就是一名退役三星中将。特朗普在第一场竞选集会中,即宣布他为竞选搭档。美国军方和军火集团的支持,是特朗普得以上台的强力保障。他们也会继续维护在对外战略扩张中得到的利益。

   虽然特朗普在竞选中扬言,美国为了维护盟友的国家安全,浪费了国内纳税人的钱,但特朗普不可能采取裁军、削减军务开支来减少政府开支。在与欧盟及日韩领导人的会晤中,特朗普只是精明地“敲诈”了一笔更高额的驻军费用,并没有真的撤走海外驻军。这充分显露出特朗普“少投资多获利”的商人心态,也表明了他应该不会在军事上完全实行“战略收缩”。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给经济危机开出过一个药方,即在经济萧条、失业率高的情况下,增加政府财政开支,其中就包括增加军事开支,以此来带动经济增长,利用战争的杠杆推动整个经济的流畅运转,因此出现了所谓“军事凯恩斯主义”一说。

   想当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很大程度上就符合这一描述。如今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也为实践凯恩斯的上述主张提供了契机。果不其然,今年2月27日,特朗普提出要在2018年增加540亿美元的国防投入。这不仅不是战略收缩,而是毫不掩饰地为更大规模的全球战略扩张做准备。毕竟设定假想敌,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去,才是美国的一贯传统。“萨德”反导系统没有像奥巴马政府的其他“遗产”那样被清扫出门,而是继续在韩国推进部署,也直接展露了特朗普政府的真实心态。

   “攘外”和“安内”,看来特朗普想两手都要抓。但是现实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大气候,能让他像以往在生意场上那般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吗?恐怕没那么容易。

   作者为山东传媒职业学院讲师,经略研究院研究助理,旅美学人。感谢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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