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债是双刃剑,适度最关键
2017-02-27 10:12:06作者:梁发芾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近日,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谈到当前的财政赤字的时候说,2016年中国实际赤字远超10% 。另外,媒体也报道,2017年1月初,财政部曾分别致函内蒙古自治区、河南、重庆、四川等几个地方政府及商务部、银监会2个部委,以依法问责部分县市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的行为。

  这些信息直接或间接地说明目前我国的赤字和债务问题不容乐观。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在钻空子违规举债,不断积累债务,推高债务风险。

  政府年度财政收支的缺口或者入不敷出的差额叫做赤字,弥补赤字的主要办法就是举债。各级政府的债务可以笼统地叫做公债。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朝廷或政府从来不借债。所以说,无论是赤字还是公债,从中国财政史的角度看,都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品。那么,中国古代是怎么处理财政收支缺口的呢?

  中国古代财政当然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时候,但弥补缺口的办法,不是靠举债,而是靠以前的积贮。积贮是花过去的资源,而借债是花未来的资源。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积贮。《礼记·王制》说:“国无九年之 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 曰国非其国也。”西汉著名的政治家贾谊在《论积贮疏》中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中国古代遭遇突发事件如战争、救荒、治水等需要紧急增加开支时,依靠的是平时的积贮而不是发行公债或向社会借贷。中国古代民间借贷行为虽然非常普遍,周代末代国王周赧王也曾经债台高筑,但周赧王之后的政府借债基本销声匿迹。

  中国古代遇到战争和救灾等亟须财政投入的时候,既可能动用老本,靠之前积贮以救急,也可能临时加税,也可能两者并举。汉朝初年文景之治之时,朝廷积累了大量财富,“京师之钱巨万,贵朽不可校;太仓之栗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样丰盈的积贮,是汉武帝对匈奴发动战争的本钱,但兵连祸结,劳民伤财,祖先积累的财富很快被花的精光,汉武帝只好通过加征算赋口钱,实施算缗告缗,推行盐铁专卖等办法筹集战费。与汉朝相类似的是,清朝建国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的所谓“盛世”,积贮了大量财富,到乾隆年间户部银库存数达到六七千万两白银,乾隆43年曾达到8340万两。正由于有如此充盈的积贮,才保证乾隆和嘉靖年间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当然,清朝数次大规模战争最终耗尽了数朝的积累,尤其在经过白莲教以及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击后,大清终于把祖上的积贮花得干干净净,到了太平天国战争的时候,大清朝已经没有什么积贮可以用于战费。

中国古代王朝遇到战争这类需要巨大财政支持而积贮不足时,就只有通过加征税收以解财政困局。如明朝末年持续进行与后金的战争,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战争,军事开支巨大而国库如洗,不得不加征辽饷、剿饷和练饷,但赋税的征收有一定的周期且受到数量的限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筹集到足够的收入,所以,临时加派赋税以应对战争,是非常被动、低效的选择,明末也因为加征“三饷”而更加激化了各种矛盾,加速了政权的灭亡。同样,清朝虽然吸取前朝教训积累了大量财政盈余,但是一系列战争消耗了盈余,到了太平天国时期仍然没有足够的积蓄以应对战争,只好通过征收厘金以及其他苛捐杂税等解决战费问题。这不但存在缓不济急的严重问题,而且不断增加的苛捐杂税同样造成百姓离心离德。   中国古代王朝遇到战争这类需要巨大财政支持而积贮不足时,就只有通过加征税收以解财政困局。如明朝末年持续进行与后金的战争,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战争,军事开支巨大而国库如洗,不得不加征辽饷、剿饷和练饷,但赋税的征收有一定的周期且受到数量的限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筹集到足够的收入,所以,临时加派赋税以应对战争,是非常被动、低效的选择,明末也因为加征“三饷”而更加激化了各种矛盾,加速了政权的灭亡。同样,清朝虽然吸取前朝教训积累了大量财政盈余,但是一系列战争消耗了盈余,到了太平天国时期仍然没有足够的积蓄以应对战争,只好通过征收厘金以及其他苛捐杂税等解决战费问题。这不但存在缓不济急的严重问题,而且不断增加的苛捐杂税同样造成百姓离心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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