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安边策:莫言书生懦 万里赴戎机
2017-02-27 10:08:44作者:马大正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世纪初至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近代历史巨变的150年,期间经历了清朝由盛转衰到灭亡,中华民国创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危亡、民族振兴是这一历史时段主旋律之一。

   中国边疆研究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也经历了兴旺、衰微、再兴旺的历程,出现了两次高潮,分别是: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

   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是在社会发展与学术发展交相作用下兴起的。从社会发展角度讲,清代康雍乾嘉时期(1662~1820年),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空前的壮大,与此相应的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外延和内涵也大大丰富,但在鼎盛形势下,已隐含酝酿着不少危机。到了道光(1821~1850年)以后,中国边疆危机日趋严重,边疆问题已与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紧密相连,此时边疆研究的时代感和紧迫性也是空前的。

   而从学术发展角度讲,自明末清初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与边疆研究的拓展虽有起伏,但从未中断,其延续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演化出了新的特点。

   梁启超在其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总结说:

   “以边徼(编按:即边界)或域外地理学名其家者,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而仁和龚定庵(自珍)、黟县俞理初(正燮)、乌程沈子敦(垚)、固始蔚子潇(湘南)等其疏附先后者也。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

   上述一批知识分子,虽然个人经历各异,有些人做过官,有些人则是为人幕僚或教书度日,但研究边疆问题却是他们共同的志趣目标。因此,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至19世纪中叶以后(主要为嘉道咸时期,1796~1861年),边疆史地研究经历了一个兴盛时期。

   祁韵士是这一时期边疆研究之开先河者,他于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起入清廷国史馆负责编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历时八年而成其书。1804年(嘉庆九年),因在宝泉局(即户部铸币厂)监督任内发生账目亏空案,被判遣戍伊犁。流放期间,应伊犁将军松筠之命编纂新疆地方志,先后编成《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万里行程记》《西陲百咏》等著作。

   同在嘉庆年间,翰林院教习洪亮吉因上书直斥官场腐败惹怒皇帝,也被遣戍伊犁,他著有《天山客话》和《伊犁日记》等书。

   祁韵士1815年去世,留有遗著《藩部要略》,主要由张穆编纂而成,张穆自己则撰写了《蒙古游牧记》。仕途不得意而潜心著述的张穆,中年早逝,《蒙古游牧记》的遗稿由何秋涛补辑、校改而终成其书。

   祁韵士去世后,松筠又委托翰林院编修出身的徐松重修《西陲总统事略》。徐松在新疆南北各地考察,增撰成《伊犁总统事略》,此书后由道光帝赐名《新疆识略》。徐松撰有《西域水道记》一书。沈垚曾为徐松的门客,在徐松支持下,他撰成《〈长春真人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他还著有《新疆私议》,着重论述了新疆安定对维持国家边防的重大意义,提出要发展边疆地区经济。

大名鼎鼎的龚自珍,仕途虽不得志,但与林则徐、魏源等屡有交往,留心接触大量边疆事务。他的《西域置行省议》(1820年刊出)列举新疆建省之利,反映了其在边疆研究方面的造诣及在治边方略上的远见卓识。    大名鼎鼎的龚自珍,仕途虽不得志,但与林则徐、魏源等屡有交往,留心接触大量边疆事务。他的《西域置行省议》(1820年刊出)列举新疆建省之利,反映了其在边疆研究方面的造诣及在治边方略上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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