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宪与革命百年回望”系列-- “旧邦”何以新造?
2016-11-27 13:50:46作者:章永乐、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文/谭洪安


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之际,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青年政治学者章永乐出版《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引起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热烈讨论,学术圈外的中国近现代史爱好者也争相传阅。今年8月,适逢袁世凯重建帝制失败100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增订版,研究深度与广度上又有显著推进。作者应本报之约,连续发表长文《“大妥协”危与机》《“回望”康有为》,阐述书中核心观点,备受读者关注。

   本期我们再刊发对章永乐副教授的最新访谈,看看在他眼中,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这个有数千年沉重历史的“旧邦”,到底是如何“新造”的。


  “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中国经营报》:我们注意到你的“主业”是外国法制史、公法与政治理论、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史、古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等,这都是通常所说的“西学”,作为留美海归政治学博士,你接受的也是典型的西式学术训练,为什么会在中华民国建国史上用力,做出颇具新意的研究呢?

   章永乐:我确实是一个做“西学”出身的人,怎么突然“跨界”进入近代中国研究领域呢?这有一点偶然性,但也不全是如此。近代中国被迫加入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尝试了各种欧美政制,这种尝试的基础之一,就是对“西学”的接受、解释和应用。千百年来,欧美的种种政制在他们自己那儿是怎么实践和解释的?如果我们熟悉西方自身的政治与思想传统,再对比一下近代中国对此的实践和解释,就比较容易看到其中的许多差异。接下来能够针对这些差异,更清晰地呈现中西之间在地缘环境、政治传统及知识传统等各方面的不同,并进一步探讨这些复杂的因素对近代中国国家重建的内在意义。

   《中国经营报》:我们阅读《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特别是前两章,最初的感受是,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写作动机,是回应近年来若干美国学者热衷的“新清史”研究中的“中国论述”。你觉得那种论述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章永乐:某些“新清史”研究者强调清朝是一个具有明显“满洲属性”,且实行殖民征服的“帝国”,而非传统的中国王朝,这种视角可能会对现实中“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的表述,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问题出在他们依托的基础理论框架上,他们按照“帝国”与“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来组织叙事,进而把“大清”与“中国”刻意区分开来。他们将“中国”界定为汉人传统上聚居的、以成熟的官僚制统治的区域,17世纪中叶,这个区域被入关的满人建立的清帝国征服了。

   严格来说,这个观点不是美国学者的“新发明”,早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就把西方传入的地理概念China proper,译为“支那本国”或“支那本部”,逐渐将其与单一民族国家的范式结合起来。如此一来,清朝统治下的藩部,如西藏、蒙古及19世纪晚期才设省的新疆,就被排除出“中国”或“支那”之外。有的日本学者甚至直接称清朝早期发源地的东北三省为“满洲本部”。

上述外部视角把1911年辛亥革命视为这样一场革命:包括汉人在内的各个族群,从满人的“清帝国”统治下摆脱出来,获得了分别建立同质的民族国家的权利。可是,这样一个外来的解释框架,并不符合中国自身悠久的政治传统。因为自古以来,我们的主流传统就不是通过完全同质的族群和文化来界定何为“中国”的,如韩愈在著名的《原道》一文里谈孔子作《春秋》时就说过:“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换言之,新朝代是否被大家承认为“中国”    上述外部视角把1911年辛亥革命视为这样一场革命:包括汉人在内的各个族群,从满人的“清帝国”统治下摆脱出来,获得了分别建立同质的民族国家的权利。可是,这样一个外来的解释框架,并不符合中国自身悠久的政治传统。因为自古以来,我们的主流传统就不是通过完全同质的族群和文化来界定何为“中国”的,如韩愈在著名的《原道》一文里谈孔子作《春秋》时就说过:“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换言之,新朝代是否被大家承认为“中国”的正统王朝,关键不在于新来的统治者属于哪个族群,而在于它入主中原之后,是否愿意主动将自己纳入一整套“中国”与“四夷”关系的传统礼仪秩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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