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转变:从大清首相到民国总统
2016-11-03 17:04:00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评论:

  辛亥年八月二十二日(1911年10月13日),隐居近3年的袁世凯,一下接到两道圣旨:朝廷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立刻就职,主持对革命军的剿抚事宜;随后,又授予他指挥湖北各路援军的权力。

  对于要不要奉旨出山,袁世凯的幕僚们意见并不一致。有人害怕“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落得兔死狗烹的局面。袁世凯当场回答:“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为革命党”,表示无论如何要为朝廷平叛。其实袁世凯自己也深知,此次复出,会发生很多不可预料的事情。因此,他对家人说:“你们不要太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

坚持君主立宪的“救世主”

  表面上看,袁世凯只能在忠君报国和附从革命两者之间选择,其实还有第三条路——自行称帝。当时张一鏖、倪嗣冲等亲信即曾“劝进”,唆使袁世凯推翻清廷。这个提议被袁世凯否决,据徐世昌说,原因有几个:“一、袁氏世受国恩,在本人不肯孤儿寡妇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所诟病;二、旧臣尚多,亦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有实权者,尚未灌输此等脑筋;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自为,不过北方半壁,内部或仍有问题,而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民气发展程度尚看不透。”

  上面这几点确实道出了袁世凯面对的两难局面:一方面,北方朝廷尚有一搏的实力;另一方面,南方革命党也是声势浩大。北洋军无论站在哪一方,反对另一方,都不免帮别人火中取栗,得不偿失。要实现利益最大化,袁世凯必须另辟蹊径。

  只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初期,袁世凯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剿灭革命军实在是易如反掌。因此袁世凯在决定奉旨出山后,并没有急着上战场,而是同清廷谈起了条件。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徐世昌和袁世凯议定6项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变的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非清廷悉行允诺,决不出山”。根据近年来学者的研究,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事实上,有关政治内容的条件,袁世凯一个都没有提。

  袁世凯上“谢恩折”的同时,附带有“应行筹办各事清折”,声言自己“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向朝廷提出“节略八条”。袁世凯要求朝廷招募新兵,拨发饷银,同时不得遥制其军事部署。他在北洋军中的亲信将领王士珍、冯国璋、段芝贵等要随军南下。前方军情紧急,朝廷为让袁世凯早日出征,只好全部答应了下来。

在君宪、共和间左右摇摆

  袁世凯的要求满足了,但他的信心不足了。他10月31日在信阳从陆军部大臣荫昌手中接过指挥权,11月1日到达孝感。此时局势已然大变,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已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需要一场大胜,让清廷暂时安心,也震慑一下革命党,好在冯国璋很快攻下了汉口。同一天,清廷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但一直到11月8日,经资政院按《宪法信条》的选举程序后,袁世凯才同意回京组阁。

  袁世凯此时还是希望能保全清廷的。11月2日,袁克定告诉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其父计划通过占领一处控制汉阳的战略要地,以和革命党谈判。袁克定还说,虽然“反满的情绪十分强烈而普遍,以至(革命一方)做出妥协的前景很不确定”,但“袁世凯本人希望建立一个保留满清王朝的完备的(君主)立宪政府”。所以,在北洋军拿下汉口后,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让人写信劝降,许诺清廷将实行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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