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战争总动员: 是否靠抓壮丁?
2016-10-28 17:01:00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评论:

  学子远征可视作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开端。这次《兵役法》的修订,虽没有明确强制要求,但也并非是完全自愿。笔者曾寻访过在远征军中担任译员的王新邦老人,据老人回忆,1943年底,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到贵州大学招考翻译,“外语系的同学都必须应考”,当时王新邦虽在矿冶系就读,但也去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王新邦老人回忆:“按当时的规定,国难当头,处于战争状态,凡经考取,即等于被征召入伍,如不应召,在校生即刻开除学籍,所以我只好应征。”

  到1944年9月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时,形势更为恶劣,而征招士兵的数量也远远高于1943年新《兵役法》颁布之时。除了征兵规模不同,知识青年们的去处也不同。1944年秋季征召的新兵中,虽也有少部分加入远征军,但大多知识青年被编入了新成立的青年军,“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蒋介石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其他委员皆为党、团、军、政各方面负责人及各大学校长、社会名流,蒋经国也是委员之一。同时,知识青年从军拥有如复员后可以免考免费升学,愿意就业的可以优先就业,大学生可以公费留学等优待条件。

  青年军包括新成立的9个师,即201师(师长戴之奇)、202师(师长罗泽闿)、203师(师长钟彬)、204师(师长覃异之)、205师(师长刘安棋)、206师(师长杨彬)、207师(师长罗又伦)、208师(师长黄珍吾)、209师(师长温鸣剑)。在青年军组建之前,国民革命军师一级的番号到200师就停止了(200师是中国机械化师的开端,属精锐中的精锐,故用此番号),其间新组建部队只能授以新编师或暂编师的番号,但青年军的9个师却打破了这一常规,可见其特殊性。此外,还有一小部分知识青年成为中国的第一支伞兵,战争结束前夕,这支空降部队分别在广东、湖南、广西实施了空降作战(广西的部队为机降),算是搭上了抗战的末班车。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抗战后期知识青年从军的几个主要去处。而无论是远征军、青年军还是空降兵,知识青年们所到的无疑都是当时最为精锐的部队。

  因“壮丁”而死的将军

  无论是“抓壮丁”,还是号召知识青年从军,都是国民政府战时征兵总动员的一部分,但两者之间的待遇却有较大差别。正如前文所言,征收知识青年入伍充其量就是以“开除学籍”作为不应征的惩罚,还不至于像“抓壮丁”那样粗鲁蛮横。笔者所寻访的抗战老兵中,这两类人的参军回忆也有较大区别,属于学生参军的杨勤槐到达部队后,长官仍称他们为“同学们”,对他们也较为客气。而被抓壮丁的何绍清则不然,他与其他同样被抓来的人一同被囚禁在师管区的小木屋中,“几个月,顿顿都吃稀饭”。

  征兵的初衷虽是为守土抗战,但也不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不少乱抓、买卖、虐待壮丁等违法现象。据兵役署视察室统计,仅“1942年2月至1944年2月两年中,全国就有2000多件兵役违法事件,而实际上还不止此数”。1944年7月,“虐待壮丁”的事件终于惊动了最高统帅蒋介石。起因是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向蒋介石汇报说,关押在重庆某处壮丁“境遇悲惨,备受虐待”。当时负责新兵征集、补充、训练等工作的机构是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役署,署长由程泽润中将担任。程泽润为四川昌隆县人,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第5期,在抗战前期曾在为中央拉拢四川军阀的事情上有功,同时,他也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主要幕僚,在国府军政界皆有影响。由于事关重大,蒋介石听戴安国汇报后决定亲自前往视察,结果这一去正巧撞见税警团军官虐待折磨壮丁的场景,那些壮丁骨瘦如柴的惨象更让蒋介石怒不可遏,他随即叫来程泽润,当场严厉训斥一通,据说蒋骂到激动时还以手杖怒打程泽润,可见此事对他刺激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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