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财神” 梁士诒在1916
2016-05-31 14:14:59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七月十四日,即复辟帝制失败的袁世凯病亡后不到40天,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发出一道措辞严厉的申令,令曰:

  自变更国体之议起,全国扰攘,几陷沦亡,始祸诸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著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概宽免。

  在这份由执掌实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副署发出的八人通缉名单上,杨、孙二人属“筹安会六君子”;顾、夏、薛三人并非复辟首要分子,形同陪绑;而梁、朱、周是公认的“交通系”中坚,又以梁士诒为实际首脑。

  但此时此刻,号称“财神”的梁士诒本人,早已得到风声,匆匆离京赴津,再乘船经上海转到香港,“避祸”去也。

   复辟“小金库”

  为何后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府秋后算账,追究复辟罪责,要拿梁士诒的“交通系”开刀呢?真是说来话长。

  据时任段祺瑞内阁农商总长张国淦回忆,“洪宪复辟”失败后,身为袁氏智囊兼盟友却不支持其当皇帝的徐世昌,曾对自己谈及袁府政治操作内幕,称“就财政方面言,项城(即袁世凯)在北洋以周学熙、孙多森为主干”,两人“根据实业而言财政,自较踏实,故项城信任之。以其为皖人,故曰‘皖系’”。徐世昌又说:

  “梁士诒亦项城属意之人,清末在邮传部即崭露头角,后又掌握交通银行,于交通具有历史。辛亥议和,项城利用其与唐绍仪、伍廷芳联系,梁则依靠交通银行,为项城公私两方面筹挪款项,项城亦驱使之,然个中真秘密,非彼所能尽知也。彼以府秘书地位而扩张其财政势力,于是有‘梁财神’之称。其部下叶恭绰、赵庆华等亦皆一时人才,乃形成为交通系,以其为粤人,故曰‘粤系’。”

  民国初年的政争中,梁士诒及其“交通系”与袁世凯关系之密切,连在华西人也注意到了。如极具影响的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有言:“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乃为其后路粮台。”

  民初数年,以北京政府税务处督办身份兼任交通银行总理的梁士诒,正是凭借上述特殊关系,极力提升交通银行的地位,使其与中国银行看齐。1913~1915年,交通银行业务迅速发展,年度收益一度超过中国银行。

  然而,银行与现实政治走得太近而导致的畸形利益关系,也使交通银行逐渐成为梁士诒服务袁世凯政府的私人“金库”。至1915年,交行先后为财政部垫借3115万多元,筹集公债1000多万元,居全国各金融机关之首。1915年袁世凯筹划复辟帝制,梁士诒极力为之筹款,仅为所谓“大典筹备处”垫付费用即达2000万元之巨。

  中国、交通两行同具国家银行性质,某种意义上都成为北京政府或者说袁世凯的垫款机器,但两者“沦陷”程度轻重有别。如到1915年底,中国银行向政府垫款共1204万元,交通银行则达4750万元,后者的垫款额占到它当时全部放款的94%,全部存款的72%。过高的垫款比,势必严重影响交行的正常运营。

  1916年6月22日,即袁世凯病亡半个月后,哈尔滨《远东日报》曾写道:“交通银行久为梁派窟穴,帝制问题兴,梁即筹措财政自任,其实梁并无点金之术,不过恃一交通银行为外府耳。帝政中一切筹备及对付滇、黔义军等费用,泰半出自交通。”

   透支“信任心”

  民初中国的流通货币为银元,为方便计,中国、交通银行等几家银行均获授权发行等值的可兑换钞券。而出于支付数额越滚越大的政府垫款,并保证银行业务日常运转的需要,中国、交通两行不得不利用手中的发行权,加大兑换券的发行。1912年,交通银行兑换券发行额约库平银80万两(约合100余万元),1913年较1912年增长5倍以上,达450万两;1915年较1913年又增加5倍以上,达2486万两(合3000万元以上)。

  银行运营的基础系于信用,时人有言:“顾客之供给银行者,非现金至资本,为一种信任心而已。”对于中国、交通这样的发钞银行而言,发行过巨、准备不足,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挤兑风险。挤兑,即人们争相将可兑换钞券换成实物银元,这是“信任心”受挫、引发信用危机的直接表现。

  1916年初,中国、交通两行发行的可兑换钞券,便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挤兑潮。

  当年5月12日,为应对日趋严重的挤兑局面,段祺瑞内阁以国务院名义下达停兑令,要求财政部、交通部转饬中国、交通两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可兑换钞券是信用发行,停止兑换,即意味着银行信用的破产。由于中国、交通银行均具国家银行性质,兑换券发行为政府特权所授,袁世凯当政以来也一直以政府名义推广两行纸币,因此,两行纸币信用的破产,相当程度上又对政府信用形成冲击。

  停兑令发布后,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立即发生剧烈波动,据当时媒体报道,停兑“不过一月,而百物昂贵,除房租外,几无一不为八与十之比较。纵米麦转运各路特为减价,而最高之白米,其价已涨至十四元有奇,最次者亦已十二元,面粉一月前价每斤京钱七百文,现则八百二十。贫民每日之小米,一月前每斤京钱五百六十文,现则六百四十文。”纸币贬值、物价横涨、市场信心缺失,市面恐慌与金融乱象愈演愈烈。

  政府下达停兑令,事后看不免仓促,不过衡诸当时的金融形势,确也其源有自。早在1916年三四月间,中国、交通两行的北京、上海、天津等分行已有存户纷纷提取存款和挤兑钞票,市面出现了钞券不稳的传言。挤兑风起立即推涨银元,民众急着脱手日益贬值的纸币。财政部为稳定币值曾通令各省:“近日各报登载政府将发行不兑换纸币,全系谣传,本部并无此项计划。”

  但政府的辟谣效果适得其反,各地挤兑、提现不减反增。根据停兑令下后数天的统计,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仅存现洋63万元,交通银行只剩11万元,经外国银行提取之后,两行合计所余现金不满40万元,银行储备在挤兑之下已成空壳。

   谋利“阴谋论”

  从挤兑到最终停兑令下,原因很多,而人们多将之归咎于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记述:“袁世凯计划以武力震慑西南,保持北洋系原有势力,亟需宽待军饷。当时参预财政人员如梁士诒等,献计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集中现金,并建议发行一种不兑现钞票。适值北方人心动摇之际,此种计划,传闻市面,京津两行钞票兑现增加,而以交行为甚。于是国务院决定采取钞票停兑,存款止付政策。”

  张嘉璈的判断,多多少少带有“阴谋论”的色彩,指责停兑是梁士诒为政府取利而刻意为之。谈论金融危机时,阴谋论总是会有市场,但事实上金融危机千变万化、骤起旋落,没有危机处理经验的政府常常不免手忙脚乱。上海《时报》转载的《字林西报》一则社论谈到:“以记者之意,宁谓此举系出于一时心理上之错乱。”这样看似简单的判断,或许倒更切合停兑令出台的真实状况。当然,时人对梁士诒和北洋政府的指责也绝非空穴来风,中国、交通两行尤其是交通银行的府库空虚,对停兑局面的造成,实在难辞其咎。而袁世凯逆流而动复辟帝制,成了激发挤兑危机的猛烈催化剂。

  早在1916年2月,云南护国军都督府即发出布告,宣称:“袁世凯背叛民国,弃总统而称皇帝,既失元首之资格,即不应运用国家之机关,业经本政府代表中华民国声罪致讨。将来共和统一政府成立,所有中国、交通两银行原有纸币,自应担负责任。惟该银行于本政府起义以后发出之纸币,并一切公债及各项存款,于本政府起义以后未经取去者,均认为袁世凯个人之交涉行为,本政府概不承认。”

  受此影响,以港商为首的南方商人团体纷纷质疑:“刻下抵抗义师之兵费,专赖中、交两银行为之吸收挹注,闻不日将由两行再发钞票5000万元。查中国银行原有现金不过600万元,各户存款已达4000余万,该行前发钞票5000余万,今再益以2500万,是以600万之本金,负债至12000万内外矣。交通银行久为袁氏之外府、梁氏之私产,凡袁政府无名之费,大率取之该行,据最近调查,其纸币之弊端殆倍于中国银行。如此滥发钞票,妄自挪用,将来破产万不能免。”

  紧接着滇黔用兵,广西、广东、浙江先后宣布独立,山东也频频传出骚动,“滇黔贵粤浙方有组织军政府之宣言,而南京又有十七省代表会议之召集”。

  分崩离析的政治形势与愈演愈烈的战争,在悄无声息中严重瓦解着袁世凯政府残存的威信,也让“梁财神”的高超财技黯然失色。

   本是同林鸟

  一些消息灵通的北京政府高官权贵,比普通民众更早得知银行的困境,开始争相涌向银行提现。报端记载:“近来因时势日急,北方形势日危,一般富有造孽钱之大老,纷纷将存款提出。最先提去大宗者为某总长,前后积资分存于中交两行者共220万之巨。取消帝制时,某见事不妙,首将交通之一百万提去,后去职赴津,又将中国之百万提去现款,改存花旗银行,而杨度、孙毓筠、顾鳌、施愚、张镇芳、袁乃宽等一般人物纷纷仿照办理。至不兑换令下之前一晚,某前相国(徐世昌)遣人至该行坐提现款八十万而去。”

  为抵制谣言煽动、极力维持局面,1916年4月27日,北京政府密咨各部院转饬京内所属各机关,禁止官吏将所存中国、交通两行公款提存外国银行:“乃近日闻有官吏,将所存该两行公款,纷纷提存外国银行,如果属实,殊堪骇异,亟应严行禁止,以裕金融,而维持市面。相应咨请贵部、院查照办理,并转饬所属各机关一体遵照办理可也。”

  由于袁世凯图谋称帝造成的信任缺失,南北各省已经四分五裂,不仅仅是护国反袁力量反对停兑,北京政府内部的反皖力量也跃跃欲试,他们认为,“北京政府之宣布此项办法,其用意系欲使中交钞票价值暂时减跌,俾南方军队不愿收受,造成独立各省经济上之恐慌,而北京则可席卷两行之现银,以发给军饷”,把停兑令当成反对北京政府和段祺瑞内阁的绝好口实。

  对待停兑令,中国、交通两行步调亦不一致。据北京《新闻报》记载:“中交两总行在院令发表前,曾电向各地分行征询意见。交通各分行无异议,中国各分行均不赞同,尤以上海、汉口、南京、镇江等行反抗最力,谓:交行自杀,系属于自取;中行陪杀,于心难安。宁可刑戮及身,不忍苟且从命。”

  中国、交通两行应对停兑令的差异,在上海体现得至为明显。交通银行上海分行遵循总行的意图,对库存现银能否应付挤兑并无把握,选择遵令停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则在停兑令消息传出后,全力抗拒。5月15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股东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

  中行比交行经营更稳健,应为公认的事实,这使两行上海分行从各自总行有可能得到的支持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中行没有像交行那样深深陷入袁氏复辟危机之中,无须承受巨大的政治信用风险。曾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副理的吴震修说道:“社会各方面均认为交行是袁世凯称帝的筹款机关,不能与中行相提并论。”

  究其原因,中行上海分行在张嘉璈等主持下,与江浙资本结合,尽力走依靠市场经营的发展轨道,这和交行在梁士诒主持下,完全依赖政府的思路大相径庭。

财神“犯太岁”

  成为众矢之的的交行总理梁士诒,此刻也在紧急寻求自救之道,利用其政府税务处督办身份,马不停蹄地与多家外商银行洽商接济交行事宜。

  1916年5月16日,梁士诒亲至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提出由银行团承兑中交两行纸币的方案,“银行团给予不超过三千万元的借款,俾便恢复两家政府银行钞票的发行,此项借款以盐余担保”。具体步骤是:“目下停兑中之中交两行纸币,由银行团承受,其溢出准备金之差额即作为对该两行之透支,将来由盐税剩余部分偿还。”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经过评判后,回复梁士诒一份书面备忘录,认为:“即使银行团方面接受贵督办的要求,其结果也只有融通目前两行发行额减去其准备金的差额部分,这与贵督办所希望的使两行纸币能顺利循环流通的目的,还很难达到。”

  日本是梁士诒的依靠对象,也一直欲借梁士诒染指中国金融,日资银行对梁士诒借款方案的却步,更折射出交行所陷危机之深。

  1916年六七月间,中国银行除北京分行外,其他各地分行基本恢复兑现。交通银行几近全面停兑的局面则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1917年1月20日,交通银行向日本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借款500万日元,为恢复兑现准备资金。当年4月30日,交行上海及江、浙两省各地分行一律开兑,停兑风潮才总算告一段落。

  但是,梁士诒和交通银行将自己绑在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战车上,使银行完全沦为政治权谋的工具,在政治危机、财政危机、信用危机交互爆发后,不可避免的要付出惨痛代价。反倒是张嘉璈领导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直皖两系的政治矛盾中,以直系为后盾,抵制停兑,极力维护银行信用,由此一举超越交行,奠定了在中国金融业内无可撼动的地位。

  1913年至1919年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与梁士诒直接打过交道,并把梁比作“中国的皮尔庞特·摩根”,说他“是北京最能干和最有势力的人”。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的确也是北洋政府当政十余年间炙手可热的“财神”,不同时期上台的各个派系,都乐于借力于这位理财能手,故他曾先后出任多届政府的财政高官,包括财政部次长、内国公债局局长、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1921年甚至登上国务总理的高位,虽然不旋月即告垮台,却也可谓烜赫一时。

  不过,这些“辉煌履历”,已是后话。在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亡后的政坛动荡中,梁士诒可谓狼狈万状。起初,他还与徐世昌等为袁大办丧事,并随灵柩回袁世凯老家彰德会葬,期间与各省军政大员会面周旋,一度存在留在新政府继任财政总长的幻想。接任大总统的黎元洪也放出风声:“国内财政非燕老(梁号燕孙)莫能调动。”岂料6月下旬,黎元洪任命陈锦涛为财政总长,连梁原任的税务处督办,也改派了孙宝琦顶替。

  此时,率先举义反对帝制复辟的云南护国军提出惩办帝制祸首十三人,即杨度、孙毓筠等“筹安会六君子”(又称“太子派”),加上段芝贵、梁士诒等“七凶”(实为袁世凯死党),人称“十三太保”。后来,部分“祸首”托人求情得以幸免,榜上留名的只有杨度、梁士诒等八人,这就是本文开头“惩变更国体始祸诸人”通缉令的由来。

  这下子,本来是“南人北往”的粤人梁士诒,只好仓皇南下,跑到香港去作其“寓公”,暂时韬光养晦一段日子了。这一年,梁士诒恰好四十八岁,正当中国人传统上所谓“犯太岁”的“本命年”。长袖善舞的“梁财神”在这道槛儿上,摔了一大跤,时也命也?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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