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三光”暴行:华北根据地人口减少2500万
2015-11-13 15:52:44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可谓是“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而将其“发扬光大”的则是号称日本“三杰”的老牌侵华头子冈村宁次。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扬言“要在4个月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为此,他纠集日军5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的大部和伪军共7万余人,用其在朝鲜和东三省的“剿共”经验,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大“扫荡”,其规模之大、频率之高、手段之狠毒,都是空前绝后的。

  日军在“扫荡”中惨无人道地推行“三光政策”,制造了多起惨案,甚至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进行细菌战,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制造了东西长350余千米、南北宽40余千米的无人区。如1941年1月,日军血洗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焚烧房屋千余间。1942年5月至7月,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日军残杀、伤害、抓走群众高达5万多人。当时的华北地区,呈现出“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的惨景。

  “三光政策”给华北抗日根据地带来惨重的损失,最困难时根据地面积缩小1/3,冀中、冀南、冀鲁豫、鲁中、冀鲁边等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有的还变成了敌占区,人口也由5000万锐减至25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至34万。敌后抗战进入到极端困难时期。

  1941年7月7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朱德总司令撰写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一文,指出:“敌后经济的特点,是敌人的封锁和毁灭政策。在封锁方面,则隔断我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隔断城市与乡村的来往,在毁灭方面实行其‘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口号,这种经济上的封锁摧残,其为祸之烈,在敌后方显然比我后方要厉害得多。”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对“三光政策”最早的正式表述。

  这一时期,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太行版)《晋察冀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我党我军主要报刊的社论、评论、消息,以及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出现“三光政策”这一用语,并做了更形象、更具体的描述与揭露。如1942年1月15日《解放日报》第三版刊登的《敌寇在华北的强化治安运动》一文指出:“所谓‘三光政策’就是敌人每次‘扫荡’我根据地时,常挨村洗劫,将男女杀光,东西抢光,房屋烧光,造成一片焦土,使我军民无法安居,形成所谓‘无人区’。在实行‘三光政策’时,敌人特别注意对我生产工具与牲畜之破坏与掠夺,企图根本摧毁我生产,以饿死我军民。”“三光政策”作为侵华日军野蛮凶残、奸淫烧杀、抢劫掠夺、无恶不作的代名词,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家喻户晓了。

  在战后日本出版的刊物及书籍中,也出现了“三光政策”这一用语。如《百科事典》《广辞苑》等均收录了“三光政策”一词,并解释为“日华战争中,日本实行的残酷的非人道战术,是中国的叫法”。

  综上所述,“三光政策”是在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实行带有战略意义的极其恶毒的政策,妄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斗意志及物质基础,进而霸占全中国的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

  然而,作为推行“三光政策”的急先锋、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冈村宁次,在其战后所著的回忆录中竟然无耻狡辩,诡称:“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这条标语并非出自我的发明,而是借用了清军入侵明朝时的禁令。”俨然将自己装扮为“三光政策”的反对者。尤为甚者的是,冈村还倒打一耙,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三光政策”的无情揭露污蔑为“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杀、可烧、可抢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妄图颠倒黑白,欲盖弥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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