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一个变革时代的经验主义者
2015-10-17 11:30:31作者:徐瑾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2015年10月9日,百岁老人杜润生走了,他的传说却并没有结束。平日针锋相对的左右两派说起他,此刻都不乏尊重地称一声“杜老”。

  随着新闻效应,大众开始重新温习这位老人的功绩。杜润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对中国农村经济以及土地政策影响甚深。

  我生也晚,作为80后没有能够亲炙杜老风范,更错过目睹他80年代在时代舞台诸多光彩的机会。在杜老的晚年岁月,也一直没有采访他,据说他的呼吸道有些问题,不少交流依赖纸笔,最后几年多在医院。

  但是,有一个关于杜润生的细节却对我影响深刻。几年前与一位经济学家闲聊,他并不算杜润生的门生,但席间谈起他在80年代参加过杜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讲座,时隔多年他仍旧非常激动。杜润生具体说了什么他已经忘记,但是“杜老”潇洒而去的背影令他毕生难忘,此时此刻,这个已经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家恍惚还是那个听讲座的少年。

  我之所以提及这个小细节,也是因为比起媒体罗列杜老门下弟子“2正国级3部级1上将”的显赫级别以及门生弟子的深情回忆之外,我觉得这个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或许更能说明杜润生这一符号意味着什么——圆融宽容,普通如一个偶然路过的学生,也可以感受其人格魅力,这一特点甚至盖过他的具体理念以及政策声音,可以说颇具“润物细无声”的古风。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杜氏风格不仅表现在著名的“75号文件”之中,表现在各类政治博弈之中,更表现在他的人生格局以及为人处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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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润生出生于山西太古,1913年生人,原名杜德,16岁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随后来到北京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杜润生晚年回忆自己出生在破产富农家庭,“家乡有很多人经商。民国初期,我亲眼目睹了晋商的消亡”。根据家人回忆,杜润生曾自嘲太古出了三个名人,一个是白居易,一个是孔祥熙,“还有一个便是我老杜”。

  杜润生在19岁就参加了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都属于中共外围的群众组织。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亲历者。抗日战争时期主要在太行山根据地活动,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等职。按照参加革命年岁来算,杜润生算得上是老资格,早在抗战时期就与薄一波并列为晋鲁豫两大“才子”,虽然“文革”之中遭遇批判险被“发配”南方,幸而“大学生”的身份将其留在北京,有机会继续在翻云覆雨的政治中心作为旁观者思考审视中国的变化。

  关于杜润生在1949年之前的工作,他自己的记录并不算多。但是不难看出,当年的杜润生身怀新民主主义理想,多次谈及《共同纲领》。所谓新民主主义是指在中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但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主要政治主张。杜润生晚年还多次重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点: “新中国既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美国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这一理念多少贯彻了杜润生一生,晚年也念念不忘。不过1949年以后的形势变化,也导致他的个人命运随之浮沉。

  1949年拿下北平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如此重要时刻的会议,也决定未来的战略:会议决定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城市工作以发展生产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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