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权对谣言的封堵与利用
2015-09-08 11:34:02 来源:新周刊 评论:

  缺乏限制的权力必然走向失控,风闻言事也很快成为群臣党政倾轧的工具。明代虽然将御史“得以风闻言事,激浊扬清”写入成文法典,却也明定“风宪官挟私弹事,有不实者,罪亦如是”,不能信口开河。

  美国学者孔飞力的《叫魂》,讲述了一个谣言传播的实例: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浙江省德清县城东侧的水门和石桥塌了,石匠们打桩入河,重修门桥。这平常不过的工程,却因谣言掀起一起波及半个中国的大事件。

  谣言的最初版本是,石匠需要将活人的名字写在纸上,贴在木桩顶部打入水中,“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方能立住水门、架好石桥。名字被打入水底的人,会被窃去精气,轻则生病,重则死亡,这种妖术被称为“叫魂”。最初,还真有人试图行贿石匠照此行事,报复亲友,结果被扭送官府,戴枷示众。

  然而谣言在传播中很快变了形,先是被打入水底的对象由名字变成了发辫、衣襟,继而演变出剪人发辫扎入纸人、纸马,即可驱之取人钱财的传言。当各地都出现“叫魂者”以药粉将人迷倒而后剪走发辫,被捕之后还宣称有人指使时,终于惊动了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连下谕旨:穷追到底。可是地方大员却发现“叫魂”不过是屈打成招下的胡言乱语,一切都来自小吏为勒索钱财编造的罪证,以及下级对来自上级的、群臣对来自皇帝的压力和顺从。孔飞力总结道:“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

  事虽如此,乾隆皇帝认定“叫魂”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力量,继而对其穷追不舍的行径,正显示出帝王和官府对谣言的深恶痛绝。

  “谣言”的源头本无贬义。

  “谣言”一词,原本并无贬义。南朝字书《玉篇》对“谣”的解释是“徒歌也”,也就是民间的歌谣。

  《孔丛子·巡狩篇》说“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诗经》正由此而来。汉代的乐府也有“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的来头,将休闲娱乐与体察民风等量齐观。

  只不过,民间的歌谣多种多样,既有“赫赫明明,王命卿士”的歌颂,也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感叹,还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赤裸裸的讽刺,更有“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等煽动造反的舆论准备。

  在谣言进化的同时,官府的压制手段也是历久常新。西周的厉王还只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预防手段压制言论。

  到秦代已经进化为“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的成文法则,民众随时可能因言丧命,但即使如此,也没能阻止“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传播和实现。

  对谣言的压制,只会越来越严,唐有来俊臣,明有锦衣卫,从“散布校尉,远近侦伺”到罗织罪名、置之死地,已经形成了弹压谣言的一条龙。

  “谣言”在古代对官员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

  其实,帝王对谣言并非一味压制。在南北朝,皇帝甚至要“诏分遗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视之为体察民情的良方。很多时候,帝王还会利用谣言来惩治腐败、平衡权斗、绥靖群臣。

  早在汉代,皇帝便“令三公谣言奏事”,允许朝廷高级官员以民间言论上达天听。这一制度载沉载浮,时断时续。

  南朝宋武帝刘裕时,尚书仆射王弘弹劾世子左卫率谢灵运报复杀人,因无确凿证据,在奏文中特别写到“内台旧体,不得用风声举弹”,但“此事彰赫,曝之朝野”,自己身为监察官员,如果因循旧制,则“终莫之纠正”,所以才出声奏弹,最后还称“违旧之愆,伏须准裁”,请对自己的违制行为予以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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