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懂的”:两千年来的政治隐语
2015-09-07 15:00:26 来源:新周刊 评论:

  一般来说,避讳有时不仅避本字,还会避与这个字音同形近的字,被称为“避嫌名”。“嫌名”一般规定并不严格,但宋代对“嫌名”避讳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根据《礼部韵略》所记,宋高宗名讳“构”延及的嫌名多达“遘、购、媾、篝、傋、冓、够”等55个字,可谓前无古人,人们只能期盼皇帝能体恤民情,起个无论是读音还是字形都罕见的名字。

  与“避讳”的茁壮成长相比,政治隐语真正的嫡子哲嗣——“讽谏”却日渐委靡,一蹶不振。

  在战国时代,倘使讽谏出格激怒了一位国君,游士至少还可以转投他国;而竞争下的列国诸侯,即使是为了好贤养士的名声也会容忍士人过分的话语。但普天之下的帝王却不会轻易宽容不敬的行为,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严令使胆敢借古人故事讽谏今日政事的士人胆战心惊,当“大不敬”在汉代成为一项重罪时,讽谏就只能黯然退场了。

  汉代的东方朔是最后一位在讽谏史上留下名字的臣僚,他之所以能全身而退也是因为他“时观察颜色”,而汉武帝也只是拿他当成一个倡优小丑之类蓄养。

  能在讽谏后逃脱诛罚的恐怕也只有倡优小丑,或者是市井无赖,因为没有人会把他们的话当真。朝堂上的讽谏沦为了市井讽刺笑话,不过是博得一笑而已;反而是避讳需要正襟危坐,不可笑谈视之。

  就在避讳严苛的宋代,产生了历史上最有趣的政治讽刺笑话,宋宁宗时期的临安民众因为对宰相韩侂胄的结党揽权甚为不满,但又无法公开表达,于是,一群“市井小人”印刷了一批“乌贼出地没于潮”的小册子,分发给小孩儿,以一钱一本的价格公开贩售,同时还让他们高声叫卖:“满潮(朝)都是贼!满潮(朝)都是贼!”

  但这不过是政治讽刺的昙花一现,因为很快,它将遭遇自己最大敌人的全面进攻,这个敌人也就是它的双生兄弟——避讳。尽管讽刺与避讳都包裹自己的真实意图,讽刺的目的是为了吸引让人打开,而避讳则是禁止开启。

  “雍乾之际,避讳甚严”,再没有哪个朝代比活在全盛时期的清代更让人感到恐怖的了,避讳的地雷处处皆是,很多时候甚至莫名其妙。

  康熙时代的文坛祭酒王士祯,死了已经十年,却因为新即位的雍正皇帝名胤禛,所以被迫改成“王士正”,后来又被钦命改回“王士桢”;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变成了“赵匡允”,就前明的崇祯皇帝都成了“崇正皇帝”。

  讽谏也同样遭受摧折,当乾隆皇帝的宠臣、被视为清代东方朔的纪晓岚委婉地向皇帝劝谏东南财力竭尽恳请救济时,得到的却是皇帝的斥责:“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这是一个开不起也开不得政治玩笑的时代,即使是倡优也不行。

  “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文字何以成狱?

  “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这是康雍年间的文士张贵胜编纂的笑话集《遣愁集》中收录的故事里的一句话。这句话的背景是五代时期宰相冯道的一位门客在为冯道念《道德经》的头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时,因为冯道的名字是“道”,而他的字又是“可道”,所以这位倒运的门客只得将所有的道,都改成“不敢说”。

  像生活在康乾盛世的大多数文人一样,谈论古事或是嘲笑古人也许是为了满足自己写字癖比较保险的办法,“议论时政”被称为“妄议国政”,乃是一条杀头重罪。所以像张贵胜这样从古书上将摘抄的古代名人轶事编辑成书出版,或许是再安全不过的了。但即使如此,也有可能背上借古讽今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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