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上另一支“飞虎队”:苏联援华航空队
2015-05-11 10:49:59 来源:华声在线-湖南日报 评论:

  当时驻芷江的苏联航空志愿队队员共50余人。每天清晨6时,他们准时起床,沿公路往4公里外的七里桥等处作长距离跑步锻炼。晚饭后,年轻飞行员们脱光上衣,在操坪踢足球、打篮球。

  遇上阴雨天,偶尔也看到他们溜溜街、逛逛商店。有时出于猎奇,他们也买一点土特产品。一次,一位苏联飞行员买了把铜制的水烟袋,学着抽烟,由于没掌握好吸吮技术,结果把铜管中带有烟味的水吸进喉中,呛得直流眼泪,惹得同伴和周围群众哄堂大笑。

  飞行员们对本地产的小鞭炮很感兴趣。1939年过年时,他们买来一封封小鞭炮边走边燃放,或送给跟随的小孩燃放,大家玩得十分开心。当地舞灯队到其住所门前舞龙耍狮,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小鞭炮一封接一封放个不停。

  驻地旁有一条河,也是飞行员们爱去的地方。盛夏,每当征战归来或球赛后,他们三两成群在清澈见底的河水中追逐戏耍,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清爽。

  苏联航空志愿队来自于有建制的正规苏军,作战勇敢,且纪律严明,在芷江期间,从未涉足茶楼酒馆、舞厅戏院,甚至向中方要求降低生活标准。

  1939年2月,驻扎在芷江机场的苏联航空志愿大队奉命换防,从芷江撤至重庆,加入拱卫陪都的空战。

  苏联航空志愿队在芷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们英勇作战、不畏牺牲的精神与严明的纪律、良好的生活作风,给芷江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朽功勋永远铭记

  在中国,在芷江,陈纳德的名字和“飞虎队”的故事妇孺皆知,而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却鲜为人知,这其中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

  据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介绍,根据解密档案记载和当事人回忆,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由于当时苏日间并未宣战,苏联担心引发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因此不愿意公开介入中国抗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员非常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后在万县牺牲的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在给其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二是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以1938年的一场空战为例,战事结束后,中央社报道时只强调了“我空军”将士建了奇功;《新华日报》同样没有提及苏联空军,而是说“这几天来,武汉市面不论穷街僻巷,都在议论着18日我国空军击落敌机16架伟大胜利的情形”。这一点与“飞虎队”截然不同,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形式,是秘密的,而“飞虎队”开始是志愿者,后来美国参战后就不需要伪装了,可以正面宣传。

  三是苏方有意掩饰。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Z作战,除军事人员外,一些党务人员也一同派遣过来。为掩饰这些政工人员的身份,苏联采用“首席领航员”等多种头衔掩饰。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

  “所有这一切,为苏联航空志愿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吴建宏说,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在中国、在芷江留下的遗迹、文献资料极少,这确实是一个遗憾。

  接着,吴建宏话锋一转说,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苏联航空志愿队对中国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去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我们)不会忘记在中国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苏军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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