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风暴1935:由白银引发的金融改革
2015-04-15 10:25:26作者:潘晓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民国金融史)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当时正面临内忧外患、苦于政令不行的国民政府,借商界“有求于我”而通力合作之机,实施了全面抗战前夕最重要的一轮金融改革,向国家统制经济之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此次“白银风潮”来龙去脉如何?官商双方在“风潮”前后又各自上演了怎样的戏码?

  1935年2月18日,农历乙亥年正月十五,上海滩工商金融界几大头面人物,即上海市地方协会正副会长杜月笙和钱新之、市商会主席俞佐庭、钱业同业公会会长秦润卿、银行业公会主席陈光甫,与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及贝淞荪、李馥荪等知名银行家共十余人,紧急召开了一次碰头会。

  虽然时值元宵佳节,这些业界大佬们却个个神色凝重、心事重重。原来,新春前夕,因年关结账,上海市面银根十分紧张,至少五六家信誉颇佳的大钱庄,迫于现金周转不灵相继停业,其他各行业受到拖累,关门倒闭者亦甚多。这个中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一时间人心浮动,传言四起。为了挽救危局、共渡难关,必须马上拿出一套有效的救市方案来。

  经过集体商议,他们决定向中央求助。四天之后,由杜月笙领衔的六人代表团赴南京晋见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恳请拨巨款直接投放上海工商业,以尽快稳定情势。

  整整80年前的那场源自上海、波及全国的市场动荡,因与白银大量外流有关,史称“白银风潮”。当时正面临内忧外患、苦于政令不行的国民政府,借商界“有求于我”而通力合作之机,实施了全面抗战前夕最重要的一轮金融改革,向国家统制经济之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此次“白银风潮”来龙去脉如何?官商双方在“风潮”前后又各自上演了怎样的戏码?且让我们一一道来。

“热银”逆袭 特殊繁荣

  说到中国的“白银风潮”,还是要先从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谈起。

  那次经济危机对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造成惨重打击,如1932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及农业总收入,均只相当于1929年的一半上下。相比之下,作为一个欠发达的东方国家,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很有限,在危机之初,所受冲击反而要小得多。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的美国人杨格即指出:“就中国来说,大萧条的开始日期不是1929年,而是1931~1932年的冬春之交。直到那时中国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能独善其身,与当时西方列强货币制度多采用金本位制(如英、法、德、意等国),或金银复本位制(如美国),而中国国内实行银本位制亦有很大关系。

  明清以来,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流通货币,清末更是从法律上确定采用银本位制,市面上银两、银元并用。1933年3月,国民政府实施“废两改元”,规定银元作为唯一法定货币,这一改革也是先从上海起步,再推广到全国。

  从世界范围看,金贵银贱是长期趋势,正常年份金银比价约为15∶1(白银15盎司兑黄金1盎司,1金盎司约重31.1克)上下。金银比价的短期波动,会导致国际银价高低起伏,这对以白银作为实际流通货币的中国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将产生很大影响。

  举例来说,当年的中国是债务国,1929年时以外币偿付的外债本息达1亿3千万两,若银价跌落30%,则政府财政负担相应增加30%。又如,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国际金价每两由可兑白银442两,到可兑白银622两,急涨了足足四成,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价,持有白银的华商经营进出口货物到期结汇时支出大增,贸易风险自然加重。

  但1929~1932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世界银价总体低位运行,却意外地帮助中国躲过萧条,反而迎来一次“特殊的繁荣”。由于金贵银贱进一步加剧,在中国作为法定货币的白银,与在发达国家作为商品的白银之间,形成明显的投机差价(即白银在中国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高于海外市场,更加值钱)。同时,受传统中国的外贸体制及管理水平所限,大多数进出口商品价格,并不能及时与国际银价跌幅“挂钩”。结果,大量白银受到利好吸引流入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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