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名媛离名妓有多远?
2015-03-17 14:10:05 来源:新浪历史 评论:

  其实,在那个时代,很多时尚是名妓们率先演绎出来的。比起名媛们的拘谨和无趣,名妓出入有豪门,逛街有人陪,往来无贫贱,兼之她们的职业就是穿衣打扮,以色媚人,很快就成为时代的风向标。许多所谓“名媛”的时髦打扮,未必就不是跟着名妓们学来的。

  辛亥革命成功后,女性普遍获得教育权,城市的大街上一水的都是漂亮的女学生,名妓花魁的靓妆艳服迅速为更新潮的女学生所淘汰,女学生成了引领时代风尚的代表。在画家们的笔下和照相机的眼睛里,她们像西方的女性一样裸露着双腿,旅行、游泳、骑马、射箭、打高尔夫。更有意思的是,在良家妇女学着名妓们花枝招展的时候,名妓们反倒纷纷穿上学生装,戴上平光镜装清纯了。当然,一些成熟的女学生走进了“名媛”的行列。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开始深入人心,时代审美出现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变迁。放天足、自由恋爱的女子被人们视为翘楚的时代美人,那些常上“花榜”的名妓花魁,而是有独立人格的名媛贵妇。那时,“名媛”的代表人物宋美龄刚刚以结婚时的一袭婚纱出尽风头,引发了上海滩上的“婚纱热”,虽然彼时她的手腕或政治能力尚未展露出来,但在婚姻中的自主和掌控能力已足够迷人。外交大使顾维桢的妻子黄蕙兰也是交际场上的红人,据说有一次Vogue杂志评选“最佳着装”中国女性,她还压过宋美龄一头,得了第一。

  那个时代,西风东渐,西方的时尚进入了上海。于是,上海的名媛和名妓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从旁氏雪花霜到力士香皂,从古龙香水到双妹粉盒,甚至妖娆的美丽牌香烟,时尚美女倚靠着这些消费品登上了广告牌,成了月份牌小姐,成了上海风尚的代言人。月份牌小姐开始尚以上海名妓为原型,但是,不久主角就换成了丰满性感的名媛贵妇型摩登太太,因为她们更有消费能力。

  作为这种潮流的呼应,“名媛”选举在上海应运而生,又被称为“上海小姐”选举。这无疑代替了早年流行的青楼“花魁”评选和“花国”的选举。于是,名妓花魁时代日益衰落,代之兴起的是一代上海滩上具有摩登色彩的名媛贵妇。而那个时代电影艺术的兴起,也让“名媛”的群体罩上明星的光环。当时的阮玲玉、胡蝶、周璇等明星范儿成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审美标准,她们的明星气质有了强烈的示范意义。当然,此时的上海也进入了交际花的时代。

  美女云集,佳丽荟萃,让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显得分外的香艳。那个时代的上海百乐门舞厅,号称“远东第一乐府”。梦幻般的灯光,玫瑰花图案的地板,浪漫的爵士音乐,光滑如镜的弹性舞池,仿佛都述说着上海的绚丽与奢华。有一个曼妙女子时常来此跳舞、消闲、挥洒青春,她就是唐瑛。当时,在交际场上风头最足的她与陆小曼被并称为“南唐北陆”。

  同时,老上海的一些甲级旅馆如“大东”、“东亚”、“大中华”等都有这样的女租客住着。而长期租住在“国际”、“金门”和华懋公寓这几家特级旅馆中的这类女人的“档次”则更高。而这些女人中,有的是上海各大舞厅中的红舞女;有的是过去书寓、长三中的红信人,从良嫁人后重又下堂出来招蜂引蝶;也有的是脱离了家庭住到外面来广交“朋友”、受人供养的……这些女性平时过着豪奢的生活,游走都有相当的排场,甚至在上至政要下至黑道之间周游交接。说到底,她们不过是当时名妓花魁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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