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命题:“打虎”之后的改革
2015-03-14 10:03:49作者:王学斌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只是,慈禧此种稍带情绪化的打压恭王的手法,将东宫慈安推到了恭王一边。硝烟尚难散尽,政争远未结束。

   “远忧”:改革缺乏顶层设计

   蒋廷黻曾用“三种教训”的说法来概括洋务新政启动的缘由。第一,恭王及其改革派人士“确切地认识到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第二,他们“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交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第三,原来“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故恭王诸人决心“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新政就此推行开来。

   蒋氏的观点大体不差。既然学习西方,无基础,乏成例,起初必定异常生疏,故改革就脱不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特殊路径。然改革的终极目标应是顺利过河,而不是循环往复地埋头在河里摸石头。故改革亟切需要拿出顶层设计,从而追根溯源,系统谋划,在最高层次上寻求政治的解决之道。诚然,囿于改革初期经验不足及“督抚洋务体制”的束缚,清廷中央推进新政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尚可理解,但直至改革尾声阶段,中央依旧未拿出自上而下体现新政远景目标的顶层设计方案。综观近四十年之洋务新政,所依据的纲领性文件,居然是咸丰十年(1861年)恭王等大臣上奏的《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面对如此走一步看一步、不知何处是尽头的改革,难怪蒋廷黻要慨叹:“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此等“远忧”,彼时无论朝堂之上的恭王们,还是抚绥边疆的曾国藩们,都未曾察觉,之后改革面临的困境甚至死局,多源于此。

   “暗战”: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右互搏”

   英国著名作家布兰德与白克浩斯在其合著的《政治强人慈禧》一书中,将慈禧听政年代分为三期,第一期(1861~1873年)是其“实验性的统治期,其间她尝到了权力的甜头,而避免锋芒毕露”。听政之初的低调,一来在于她意识到自古女性统治者在中国常常不得人心,二来在于她对诸多执政常规与程序尚缺乏了解,只能依赖恭王辅佐,避免陷入迷宫般的政务当中。故“她宁愿让铁拳藏在天鹅绒手套里,除非受到公开的挑战”。也正因垂帘初期的谨慎与小心,慈禧一度赢得官民之赞誉。

   既然是“铁拳”,便不单单可打出刚劲十足的“降龙十八掌”,亦可施展以柔克刚的“太极功”。新政肇始,两宫便大张旗鼓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建,提倡程朱理学。因为两宫知道,先天执政能力的不足,使她们注定无法在洋务方面占据领导地位,故唯有开拓理论阵地,笼络儒学名臣,方能与恭王一争高下。也正是秉此方针,精研与宣传理学成为官员升迁的终南捷径,几年内倭仁、吴廷栋、李棠阶、李鸿藻、翁同龢、徐桐、张之洞、潘祖荫等一批理学官僚纷纷进入中枢,充当两宫与恭王对峙的阵前先锋。所以《剑桥晚清中国史》著者认为“宋代的理学继续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把它作为抗衡实用主义的恭亲王力量的手段,另一个原因是用它来延续国家与文化的实质,这种实质正是清朝统治阶级领导成就的标志”。

抛开理学官僚积极参与两宫同恭王政治博弈的方面不谈,他们凭借自身在士林的号召力,集聚当时全国抵制洋务新政的舆论力量,如同磐石一般阻碍着改革的前行。新政每向前推进一步,    抛开理学官僚积极参与两宫同恭王政治博弈的方面不谈,他们凭借自身在士林的号召力,集聚当时全国抵制洋务新政的舆论力量,如同磐石一般阻碍着改革的前行。新政每向前推进一步,总有相反的声音出来搅局。由于改革派一直没有制定长远的顶层设计,且疏于改革理论的建构与宣传,因而常处于被动挨骂、疲于招架的守势。可以说,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理论建设方面的欠缺是原因之一。贯穿洋务新政期间的一个奇特景象便是但凡中央有新的举措公布,马上枢廷之内便会有相异甚至相左的意见涌现,改革力量必须花费大量精力与成本和保守势力展开辩论甚至是桌子底下的妥协与交易,方能将改革推进下去。理念探讨裹挟着利益纠葛,新旧之争隐藏有派系冲突,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存在“左右互搏”式的暗战,此或许也是改革必须经历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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