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泰斗冯友兰的“文革”遭遇
2015-01-17 14:58:50作者:施京吾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不是因为他是冯友兰或者是周一良才会去做梁效、罗思鼎,而是不论当权者将这个机会赐予谁,绝大多数都不敢辱使命。冯、周都处于文化的高端,因而显得显眼,那些一会儿被打倒、一会儿又被“解放”的,仅仅因为身处低端,且基数庞大、不引人注目罢了,但性质上与冯友兰毫无区别。芸芸大众,不论相互之间如何不服气,其实没有几个是叛逆者,只不过是有没有机会听命和听命程度大小而已,真正的叛逆者往往不存在于这批知识分子中间,而是诸如林昭、张志新、顾准这样的人。

   更有意味的是,这批精神上的“反叛者”多数来自体制内和接受体制教育的年轻人,而不在体制外。当他们发现现实政治与最初理想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便义无反顾地冲杀出来——虽然这也是极少数人。对于更多的非党知识分子却非如此,王朝更替在中国、在这些通古达今的知识分子眼中,实在是件稀疏平常的事情,因而,他们更多的是归化心态,以为自己在新政权下还会一如既往地工作、生活,甚至更好。

   从冯友兰的履历中,可以看出他强烈的使命感和入世意识,这既取决于自己的性格和志向,又必须有相适应的学术能力作为保障,最终也吻合于儒家知识分子的内在规定上,冯友兰的学问是儒家的,气质也是儒家的,他的演进线路,自然就是“修齐治平”的路数。

   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直接引申出现代意义,只能在世界文化中反求诸己,首先以文化的多元化保全中国文化传统,并在多元文化体系中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也只有在多元的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才会散发其独特的魅力。回顾历史,我们幸有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熊十力、陈寅恪诸位先贤的开辟,为我们保留下丰富而多情的中国文化血脉,若认真加以继承、弘扬,中国文化之勃兴可待矣。

   “文革”后的反省

   “文革”后的冯友兰承认,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思想“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可算诚恳。回顾冯友兰的言行不难发现,他的批判、迎合,多来自思想方面,且始终以自我批判为主,“文革”初期也奉命写了一些别人的材料,总体上没超出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所作所为,曲折中,还是小心翼翼维护着做人的底线。但《三松堂全集》对这些批判文稿无一收录,倘若能看到这些材料,即可了解当时的政治生态,想来也是相当有趣的。想起他在1949年对周恩来说的话:能够远离政治就好一些。最终,他不仅介入,如此介入方式,介入如此之深,果真是心甘情愿?

   所幸,冯友兰最终还是还原了书生本色,在生命最后十年、85岁高龄、近乎失明的情况下,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七卷。尤有意思的是,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六卷,却不再出版第七卷,而收入《三松堂全集》的第七卷亦删掉了第七十七章的后三节:在这三节里,冯友兰指出极“左”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发动“文革”的行为则是“荒谬”。

   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以95岁高龄谢世,给我们留下煌煌十四卷并不齐全的《三松堂全集》和浮沉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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