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改革理论家的没落
2014-09-20 14:58:13作者:王学斌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冯孤傲自赏,这在他人看来,不啻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故麻烦不请自来。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战火绵及江南,恰在乡守制的冯氏受命组织团练、征收捐税。江南地区自古赋税甚重,百姓苦不堪言,其症结在于大户与官勾结、少交不交;小民四顾无援,倾家荡产,冯借劝捐之契机,说服江苏巡抚许乃钊推动均赋改革。均赋意味着割大户之肉,疗小民之伤,自然触动了官绅之既得奶酪,很快江苏布政使陈启迈便授意属下罗致罪名,弹劾冯借劝捐均赋之便,包庇亲戚,贪污公款。虽几经调查,证明并无实据,但朝廷却认定“该员既因劝捐致招物议,著勿庸办理省城局务”。一纸颁下,冯推动江苏财税改革之努力戛然而止,付诸东流。

  既然地方容不下,冯欲东山再起,于是返京候缺。不曾想苦苦待了一年多,未盼到一个实缺。究其隐情,实与大学士彭蕴章之暗中压制颇有关联。彭氏当年也是凭借直陈漕运弊端、改革赋税陋规而闻名政坛。十几年后,他蜕变为自己当初最厌恶的那类人。彭籍贯江苏长洲,此处恰是冯桂芬均赋改革之重点,彭氏家族利益势必受到影响。故彭视冯为刺头,有意在补缺上收拾冯氏,再自然不过。

  官场之黑暗,一大表征便是劣币驱逐良币,贪官排挤清官,冯“生平居官,未尝于长吏求一差使,居家未尝于当事进一关说,未尝受一瞒人之钱,未尝为一负人之事”,故只得含冤受屈,遭受冷遇。

  与冯之境遇迥然不同,自从拜读魏源的《海国图志》后,曾经主张锁国攘夷的横井小楠完成华丽转身,力主对外开放,进行改革,两度赴熊本藩、福井藩指导藩政改革,成效颇著。后更是进入权力中枢,参与明治维新。

  一位官场失意,空怀抱负,一位春风得意,大展宏图,在立功层面,冯氏已落后横井一程。

  设计改革总方案

  不是所有饱读诗书的士人都能成为理论家,也不是每位理论家皆有资格做改革理论家。一名改革理论家的出现,往往是各种机缘巧合共同形塑之结果。数年幕友,十载京曹,襄赞过几任督抚,见识过无数显宦,遍览了典章制度,亲历了多少政情,冯谙熟中国官场;出身商贾,久为士绅,深知重赋之苦,饱受战争之害,悉心研究过漕运,仔细考察过盐政,冯了解中国社会;拜林则徐门下,与魏源乃挚友,通阅相关西学著述,游览沪上租界风物,熟悉西洋之长,正视自身之短,冯洞察改革走向。

  特殊的时代,丰富的阅历,不堪的宦涯,厚实的学养,开放的心态,赤诚的关怀,这便是冯桂芬式改革理论家之底色。而他历时两年多写就的《校邠庐抗议》,恰为以恭王为首的改革势力所开展的自强运动设计了一整套方案。这部政论集共由四十七篇组成,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堪称彼时中国士人对中西问题最具深度的作品。

  任何改革方案皆因解决时代问题而作,故设计者首先要对所处时代做出正确判断。冯桂芬自然如此。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已进入变局之中,列国并峙不可避免。其实先于冯氏,魏源等有识之士已指出中国非天下中心,仅是地球上诸国之一。冯更进一步,经过对此际中国政治、文化及经济环境变化的考量,其坦言:“今以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中国仅十有五分之一耳”,“余百许国,俄、英、法、米为大”,因此当下形势既不同于往古,亦非昔日经验所能预知,须认清变局,设法应对。而且所处之变局极其残酷,因为周遭列强环伺,危机四伏。冯认为清廷应“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原因在于“贼可灭,夷不可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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