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海运二百年
2014-05-10 15:58:39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清初厉行海禁,顺治时曾颁令:商民私自下海贸易者,货物入官,人即正法,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康熙元年(1662年),为进一步挤压纵横台海的郑成功抗清大军的生存空间,下达“迁界令”,强迫东南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

  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郑氏集团归附,才开海禁,但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一百几十年里,清廷对民间海上活动的管控从未松懈。

  无视“蓝海” 贻误先机

  其实,因黄河水患不断,漕运时通时断,遇到饥荒之年,北方缺粮甚多,一些官员早有借海运以济漕运之议。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运河咽喉淮安清口段淤塞,皇帝本人也坐不住了,下旨要大臣讨论海运是否可行。当时的河道总督张鹏翮力主淤塞之处可以疏浚,明年粮船必定通行无误,后来果如其言,海运之议作罢。

  雍正时期(1722~1735年),广州知府蓝鼎元鉴于漕运耗费巨大,重提海运之议。他建议借保护海上运输船队之机,控制海上交通要道,提高水师作战能力。他力驳反对派担心“奸商”与“洋船”扰乱中国秩序之说,直指那不过是迂腐书生坐井观天之见。

  蓝鼎元乃福建漳浦人,曾参与平定康熙末年台湾反清叛乱之役,事后撰写《平台纪略》一书,提出系统治理、经营台湾的观点。后来乾隆帝读其著作,曾誉为“筹台宗匠”。以今人视角来看,早在三百年前,蓝氏以海运促海军、争海权的战略眼光,确实非常超前,可惜朝中君臣多见不及此,未予采纳。

  嘉庆九年(1804年),一度公开反对海运的乾嘉学派领袖、时任浙江巡抚阮元,因洪泽湖水势低弱,不足以冲刷河道,淮安黄淮河口淤塞,江南各省漕船至此动弹不得,不得不转而暗中筹办海运。他的计划,是在江南筹集海船400余艘,每艘载米1500余石,算上装卸等各种成本,每年往返3次,可比漕船节省三分之二的运费。可是正当商船陆续聚集浙江,准备起运之时,北上运河又通畅了,一切只得半途而废。

  嘉庆皇帝本人是倾向于海运、漕运并举,以防万一的。他屡次下旨让江浙各地官员试行海运,但从两江总督到江苏巡抚,对推行海运似乎都不热心。两江总督勒保等官员,甚至上奏力陈海运“不可行十二条”,大意是海运开销大,风险高,漕运海运并举,徒增机构人手而无实质益处等等。嘉庆帝心烦意乱,干脆下令:以后不要再谈此事了。

  清代中前期的海运之议,之所以长期流于空谈,症结在于大部分中央与地方官员,仍受小农经济传统意识束缚,对海运的广阔前景缺少认识,将漕运、海运二者截然对立起来。当然,漕运沿线省份的官员每年可从治河、治漕的庞大经费中分肥,漕船往返也给了漕运管理机构官员们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好机会,如此复杂利益纠结,改革怎可轻松推进?

  道光“下海” 一波三折

  道光四年(1824年)冬天,因黄河水倒灌洪泽湖,淮安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高邮至清江浦一带运河水势微弱,漕船无法通行,京城粮食供应告急。道光皇帝痛下决心,于第二年二月初下旨要求众大臣认真商讨漕粮海运的方案。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上奏《筹漕运变通全局疏》,详述海运的可行性,称“海运神速,风顺七八日可到,较河运不啻十几倍”。道光帝见之大喜,遂斥退仍持反对意见的大臣,起用支持海运的琦善(就是后来鸦片战争中因签约割让香港而声名狼藉的那位)接任两江总督,同样热心改革的原安徽巡抚陶澍,则调任江苏巡抚。

  陶澍的新团队中,既有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江苏按察使林则徐等办事精干的政坛新星,又有眼界开阔的幕僚包世臣、魏源等学者专才。熟悉清朝中后期历史的人都应该清楚,这个以“经世致用”为己任的改革派阵容,是何等“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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