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加拿大共产党员的中国情结
2014-03-06 13:50:52 来源:时代周报 评论:


  旧版《倚天屠龙记》结尾处有个颇为动人的细节:张三丰想起郭襄,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明慧潇洒的少女,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

  讲述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的故事时,也有这样的穿越感。

  1915年,伊莎白出生在四川成都。父亲饶和美(Homer G. Brown)和母亲饶珍芳(Muriel J. Hockey)都是加拿大传教士。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由于帝制瓦解,孙中山等不少革命党人曾有基督教的背景,西方传教士预测,中国社会将出现“基督化”。在这种氛围下,伊莎白的父母来华传教,并在成都结婚。

  虽然生在中国,但从小接受加拿大学校教育,伊莎白的中文并不太好,“那时的中国,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没有人认为中文会成为重要的国际语言。”那时她也不会预料到,未来的一生都将和中国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兴隆场

  相比不谙世事的幼年,在四川兴隆场的人类学调查更像是她中国故事的开端。

  1938年,伊莎白23岁。从多伦多大学儿童心理学硕士毕业后,她回到了中国。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一年,日军截断了中国的海盐供给路线,内陆盐价暴涨。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等人发起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计划在兴隆场筹建一个食盐供给合作社,使当地百姓免于受苦。伊莎白受雇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来到了兴隆场。她的任务是和同事俞锡玑一起进行逐户调查,了解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为建立合作社做准备。

  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们穿着朴素的蓝色外套,脚踩一双草鞋,在兴隆场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上门家访。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调查工作不利,政府强行征粮、征兵,四处匪患猖獗,搞得农村地区人心惶惶。她们还不得不随身带上木棍,以驱赶村民家中豢养的猛犬。几个月后,当地百姓已将她们视为既无恶意也跟政府毫无瓜葛的老熟人了。

  “采访主要是锡玑主导。她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工作者,善于聆听别人的倾诉,也很接地气,当地农民都不知道她来自上层的背景。”俞锡玑是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俞同奎先生的女儿,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后在协和医院医疗社会服务部工作。

  晚上回来,伊莎白负责把当天的调查材料用打字机记录下来。在那个只有英文打字机的年代,庞杂而细碎的田野手记以这样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她们的女性身份也为调查带来了便利,“没人会把我们当成威胁,妇女们都很爱和我们聊天,男人们也不在意我们。”她们发现,户主或年轻男人通常怀着对外面世界的强烈兴趣,也很乐于和她们攀谈。至于妇女们,尽管受到性别上的歧视,但女人们并非足不出户,而是处理内外事务的一把好手,有时候是更好的谈话对象。久而久之,伊莎白等人的住所和办公地方在当地妇女眼中成了一个类似茶馆的去处。

  用伊莎白的话来说,她们的谈话内容“漫无边际”,完全取决于当事人一时的兴之所至。从耕地数量到婚丧嫁娶,从病人对鬼神的看法到秘密会社哥老会,都成为家访的话题。而不管走到哪儿,生计艰难始终是每一位谈话者最关注的问题。

  合作社的失败

  调查过程细致而漫长,而食盐供给合作社最终的失败却是她们始料未及的。

  1941年10月,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五个月,入社的成员被原先的食盐垄断商“夺”了回去。因为这个合作社实验触怒了当地哥老会的“三爷”。这个被伊莎白称为“evil man”的富商,当选了合作社主任,打着合作社的招牌,哄抬盐价,囤积居奇。办合作社的宗旨从此在乡民眼中大打折扣。  1941年10月,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五个月,入社的成员被原先的食盐垄断商“夺”了回去。因为这个合作社实验触怒了当地哥老会的“三爷”。这个被伊莎白称为“evil man”的富商,当选了合作社主任,打着合作社的招牌,哄抬盐价,囤积居奇。办合作社的宗旨从此在乡民眼中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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