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出走北大与缺席“一大”之谜
2014-02-20 14:53:57 来源:时代周报 评论:


  长期以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定性使得陈独秀在历史中面目模糊而机械。尽管陈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到创建中国共产党;从受人尊敬的政治领袖到身陷囹圄的阶下囚;从狂热的革命者到冷静的反思者,并最终在颠沛流离中暗淡离世。

  正是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以30多年的研究写成的百万字《陈独秀全传》尤其显得厚重。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繁体字版时,有学者评价道:“翔实的史料和扎实的考据,使得《陈独秀全传》成为这一领域无法绕过的著作。”

  与一般传记专注于对个人经历的陈述截然不同,唐宝林这本五易其稿的煌煌巨著更是一本陈独秀的评传。作者不仅通过对资料的爬梳,尽力呈现出陈独秀不为人知或因种种原因未能示人的一面,同时,努力通过缜密的逻辑分析,着力还原出陈独秀及与周边人士的思想内涵。

  尤其可贵的是,唐宝林还通过其掌握的史料,正面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学界关于陈独秀研究的重点“疑问”:1921年陈独秀为什么没有参加中共“一大”?1927年陈独秀为何一再向国民党和蒋介石退让?1929年陈独秀因何被中共开除出党?以及1938年陈独秀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汉奸的全过程等。

  “改变中国历史的传闻”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来后就着手筹办《青年杂志》。他明确指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创办杂志”。9月15日,《青年杂志》正式出版。为了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杂志《上海青年》区别开来,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创刊号上,陈独秀撰写了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在这篇后来被人视为新文化运动宣言书的文章中,他扛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依托《新青年》杂志,陈独秀等人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特别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动的部分—儒家三纲、老庄与佛教的退隐思想和迷信思想,以及为这些学说、思想、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了持续的、猛烈的攻击,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时代—新文化运动。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三顾茅庐力邀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推辞,蔡元培表示“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陈最后答应“试干三个月”。

  陈北上之时,《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北京,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胡适倡导文学改良,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鲁迅发表白话小说……并直接导致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然而新文化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作为“统率”,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他所受的人身攻击也就最多。按照唐宝林的研究:论敌们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于是“社会上就开始流行中伤陈独秀等人的谣言,居心不良者还添枝加叶,扩大和制造谣言”。

  第一个谣言是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派教员被北京大学驱逐。传言虽被蔡元培、胡适等人再三否认,但还是不胫而走。胡适就曾严厉批判张厚载—此人最早在上海《神州日报》上发布陈、胡等被驱逐的消息—的卑劣行径,迫使张进行了自我检讨、谢罪,承认所写通信是“无聊的”。北大教授评议会后来还通过决议,开除了张的学籍。

  第二个谣言是说陈独秀到前门八大胡同嫖妓,与诸生同昵一妓,争风吃醋,挖伤某妓女下体泄愤。一时间,北京的“御用报纸”对其“丑闻细节”大肆渲染,也让北大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对陈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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