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宋美龄究竟有多少真爱
2014-02-17 11:06:22 来源:腾讯历史 评论:

  终有“夫妇同心救国,协力救民,为人生无上之幸福”

  除“规谏”外,宋美龄生活上的体贴,也是蒋日记中赞颂的重点,如:“寓中布置之雅洁,惟吾妻能之”;“吾妻护我病,保我身,无刻不在心,无事不人微。诚贤良夫人也”;“妻侍病护疾,忧劳异甚,其诚切实过于割肉疗疾也”;“孔姐与妻念念不忘经儿,其情至矣。吾重违其情,惟以不宜操切也”;……

  此种赞颂,大致应该属实。但与“规谏”相似,此处蒋氏实际上也有意识地弱化了事情的另一面。其实,在赞颂宋美龄生活上的体贴的同时,蒋同样为“家事”烦躁不已,日记中此类记载颇多,但大多语焉不详,譬如:“家中意见不洽最为苦闷”;“家事难言,因爱生愁,因乐生悲,痛苦多而快乐少也”;“家事烦闷,多爱生苦也”;“以家事烦恼,不胜抑郁沉闷,强勉由杭来沪,此身几无自由之趣,将以他人之喜怒哀乐为哀乐,可悲之至”;……这些倾诉中,并无一字提到宋美龄的“体贴”起到了宽慰作用,这表示,宋大概也是蒋“家事烦闷”的当事人。1937年4月26日,蒋日记中还曾记道:“妇女智慧愈高者,虚荣心愈大,而妒嫉心亦更高,做事且乏恒心,此妇女之所以历来不能与男子共同建国之一因乎。”这段批评,除了针对宋美龄,并无第二种解释,因彼时蒋身边“高智慧的妇女”,唯宋美龄一人而已。

  

 

  西安事变时宋美龄亲履险境。蒋感叹:“妻之于夫,不惜牺牲其本身之一切,以保全余之身心为惟一目的,殊为可感。”

  尽管在日记中记下了这许多“家事烦闷”,但蒋始终不曾明确指明与宋美龄有关。个中苦衷,仍在蒋期望与宋锻炼出“纯洁至诚之爱”,故于日记中处处明白提醒自己宋的种种好,而讳言宋的种种非。而宋在大节处的果敢与担当,如西安事变不惜以身犯险,淞沪会战不顾生死赴前线劳军遇袭身受重伤等,无疑也是对蒋经营此段感情的良苦用心的积极回应。蒋之感叹:“夫妇同心救国,协力救民,为人生无上之幸福”,并非无的放矢。1934年,蒋曾写下一份“家事约记”作为“代遗嘱”,已将宋美龄确定为自己的“至爱”:“一、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霞洞西侧山腹之横路上;二、余死后,凡武岭学校以及不属于丰镐房者,皆全归爱妻美龄管理;三、余死后,经国、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西安事变时,蒋立下遗嘱给蒋经国、蒋纬国,再度重申:“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彼时,蒋经国之生母毛氏尚健在,强迫其以宋美龄为“惟一之母”,实在是不近人情强人所难。但这种不近人情强人所难,恰恰也说明蒋、宋之间确有真爱。

  至于宋在政治上的作用,无论正面、负面,均不必过分夸大

  歌德讲:“永恒的女性,引我们飞升”。对蒋介石来说,宋美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女性。宋的家世、修养乃至信仰,都对蒋起到了很大的影响。1935年,曾激烈批评过国民党的胡适,公开站出来刊文承认“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理由并不是因为蒋“最有实力”,而是因为他“近几年来所得到的进步”,“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不能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膊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在这一个没有领袖人才教育的国家里,这样一个能跟着经验长进的人物,当然要逐渐得着国人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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