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随盐转扬州梦
2014-01-11 15:10:38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改版启事:自2014年1月起,开设近三年的“新商帮”版,正式易名为“商业史”版。新版面将在原有十三大地域商帮、四大近代商会专题基础上,继续以探索商业文化、商人精神为主线,推出全新的“商城记”系列,力求追寻、重现近现代中国商业史上若干重要商埠的财富传奇与命运浮沉,抚今思昔,以古鉴今。敬请新老读者关注。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闰四月初一起,一连数天,大运河畔的扬州城内,张灯结彩,欢宴不断。时任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的曹寅,忙得是不亦乐乎。

  原来,他的“大领导”康熙皇帝来了。

  这是有名的康熙六下江南中的第五次,也几乎是史籍上记载,扬州地方接驾排场最大的一次。康熙大方请客,曹寅率众官员慷慨买单,最热闹的一天,宴席足足摆了100桌。

  曹寅的大手笔感情投资,马上就有了回报。动身返京之前,康熙下旨,给各捐银二万两修扬州行宫的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曹寅的大舅子),分别颁授荣誉职衔,其余捐资商人,同样有赏。

  “两淮盐赋,实居天下诸司之半”

  这一年,离明清交替之际血腥的“扬州十日”(1645年阴历四月),刚好过去了一个甲子。经过康熙一朝的励精图治与安抚怀柔,大清的江山日益稳固,昔日惨痛的杀戮记忆已渐行渐远,扬州又恢复了延绵千载的繁华景象。

  曹寅先后四度操办康熙南巡的接驾事宜,此中盛况,由他的孙子曹雪芹写进了不朽名著《红楼梦》。曹寅有那么大的能量,当然得益于他督导下的扬州盐商之过人财力。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出版的《两淮盐法志》中称:“夫山泽之利,盐赋为最,而两淮盐赋,实居天下诸司之半。历汉晋唐宋元明,榷盐之法,代虽屡变,要不过裕国、便民、惠商、恤灶四者。”也就是说,盐业生产历朝历代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而两淮盐税收入对国家尤为重要。

  明清时期的两淮盐场,即今江苏省淮河南北沿海的海盐产区,所产之盐,均以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扬州为集散分销中心。清沿明制,在扬州府城内设都转盐运使司,统筹管理。曹寅及李煦轮流兼任的两淮巡盐御史,名义上行督察之责,因为是皇帝亲信(曹寅母亲是康熙的乳母,康熙为皇子时,他曾入宫侍读),实际权力反在行政长官盐运使之上。

  一般估计,康熙朝全国盐的年销量在12亿斤~15亿斤之间,两淮盐场约占三分之一,即4亿斤~5亿斤上下。按雍正元年(1723年,康熙逝世次年)两淮盐场主要分销区汉口的批发价算,这些盐总值为白银700多万两,应纳盐税约200万两。再刨去采购、包装运输及工资等必要开支,有学者认为,每年落入扬州盐商们囊中的利润,不下350万两。

  这350万两银子,究竟价值几何?18世纪早期,正是康雍乾盛世中段,社会稳定,物价不高,一两银子在贵州等内陆地区可购米二石(360斤),即使江宁(南京)之类消费水平高的大城市里,上等白米一石价格也就一两多一点。照当前大米市价人民币每斤2.5元~5元计算,那时候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约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900元。

  换言之,康熙年间,扬州盐商每年的盈利,按米价折算,很可能不下人民币30亿元。

  兵火与商战

  扬州作为一座著名商业城市的历史,超过两千年。西汉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开凿盐河(古运河前身),便是看中广陵国(扬州旧称)一带的物产与地利之便,企图据此叫板中央政府。

  700多年后,隋太子杨广驻节广陵,大兴土木,修建了气魄更大的江都城。他登基后力促开挖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为扬州在唐宋两代的超级繁荣奠定基础,唐王朝实行食盐专卖政策,也成为扬州城市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唐代流行“扬一益二”的民谚,意即工商业之发达以扬州为首,益州(成都)次之,甚至超过了首都长安与东都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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