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逻辑:咸丰帝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2013-12-27 13:48:09 来源:时代周报 评论: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引发了中外精英和统治阶层的一系列碰撞,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个层面,中国进行各种主动和被动的反应,外部各国对中国的立场和观点也不断在改变和检讨。即所谓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在动荡中孕育着希望。

  在《万历十五年》的开头,黄仁宇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587年3月2日,因为有谣言称皇帝将举行午朝典礼,明王朝的大小京官齐集皇城之内,一时混乱非常。24岁的万历帝大为震怒,他下旨将全体京官罚俸两月,以为惩戒。黄仁宇如此解释年轻皇帝的怒气:在一个技术上极为粗率、人口基数又异常庞大的帝国,“礼仪”可以替代精细的预算体制和复杂的商业管理办法,通过等级尊卑和建立认同来维持政权稳定。现在一众官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不成体统,可能给庶民带来不佳的示范;故其虽未造成实际损失,惩罚却倍于往常。

  三百年后,另一个年方19岁的青年接手了曾令万历帝头痛不已的江山。他的才智和机敏据说不如那位前朝君主,但果决绝不在早年万历之下。登基不到9个月,以“咸丰”为年号的新君主就罢黜了庸碌贪渎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并把力主“款夷”、被斥为汉奸的耆英革职,大有中兴气象。尽管太平天国、捻军等蜂起,但皇帝既已显出慎勤的明主姿态,安内想来只是时间问题。至于这番励精图治的目标,和万历时代倒也没有太大分别,无非是复兴以“礼”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安定社稷。

  然则1850年代的满清政权,需要面对的不仅是一群遵循与他们大致相同的政治理念的流寇。在洪秀全的天兵天将席卷长江中下游的同时,一支来自欧洲的舰队也于广州再度启衅,欲使1839-1842年战争后成为事实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进一步明确化。不幸的是,咸丰帝似乎并不了解、也不屑于知晓“洋夷”和“发匪”的本质差别,他那套以“礼”为中心的战略缔造信条具有解释一切的效力,自然也被用作“抚夷”的指导方针。于是,在古老帝国的大门已经被坚船利炮攻破后约15年,西方国家眼中重于泰山的利权依然被当成仁慈的象征随意施给,在外人看来只是琐碎细节的入城、遣使、驻京等事则因悖于礼制,成了朝廷眼里的洪水猛兽,万万不可让步。这便是1856-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缘起,而咸丰帝在此次战争中的全部决断,极好地展示了不良的知识结构、思维惯性和传统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人们做出理性选择的可能性。不过咸丰帝本人并不在乎这一切,他在战争结束后一年驾崩,把改变的责任留给了后人。

  广州:想进?不让进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诱因是1842年《南京条约》的“尾巴”—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的寄居问题。《南京条约》正本含混地承认了这项权利,但对细则交代不明:中方认为英商及其眷属可以在各口岸的港区居停、但不得入城,英方则坚持要到城邑之内活动。咸丰帝及其办理涉外事务的首席代表两广总督(兼任五口通商大臣)认定:夷人入城事关中外大防,使其与士民杂居,不独有损天朝体面,亦可能淆乱人心。在两广总督的驻节地广州,官府默许士绅煽动排外情绪,引发了1849年的反入城风潮。

  英国政府对反入城的深层缘由似乎不甚明了,在他们看来,既然争执之起始于《南京条约》的善后不良,那么择机将关于入城的条款明确化即可。1854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利用美国和法国在1844年签署的条约将满12年、应行修订的机会,援引“一体均沾”条款,寻求签署关于入城问题的新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当然知晓,入城的命门在于有悖礼制,断无商量的余地;但这位能干的官僚老于世故,认定自己可以靠中国官场的羁縻功夫来应付洋人。对登门要求修约的包令,他时而闭户称疾、时而佯称繁忙,避而不见;万不得已见了面,则温言宽慰、顾左右而言他,唯独对修约这件要事不置可否。包令无可奈何,只得与美法两国使节乘船前往天津,在海河口外呈上18条修约要求。但叶名琛早早呈了奏折给皇帝—洋人借口修约,意图不明;在剿灭“发匪”正值紧要关头之际,怎能让这点小事惊动了圣驾?莫若将其打发回广州,管保万无一失。于是,咸丰帝果断地驳回了洋人的提请,把他们打发回南边。一来二去,这种不接触、不承诺、不负责的伎俩居然争取到了两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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