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粮
2013-12-14 14:21:55作者:韩福东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28岁的任书策决定自杀。他走到自家东北菜园的屋子里,准备悬梁自尽。绳带已经绑到了梁上,任书策要把脑袋伸进去,幸好被两个路过此地的孩子发现,他才得以保全生命。

  这是1955年1月5日上午,任书策之所以选择绝路,是因为他感觉无法完成上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在强大的压力下遂生轻生之念。自1953年12月开始,全国农村开始进行粮食征购工作,1954年是全面贯彻征购任务的第一个完整年度。在山东聊城,这一政策的执行,引发了官民间的矛盾与对立。

  粮食征购彼时被称作“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结合在一起,形成“统购统销”政策。政府以此来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实行统一管理。与此相关的两个重要文件,一为中共中央1953年10月10日做出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二为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下达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中共党史第二卷》承认,“在收购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一度很紧张……引起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关注,出现‘家家谈粮食,户户要统销’的局面。”

  山东聊城是一个样本,让我们知晓,这种紧张局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现的。

  从179斤到1179斤

  任书策是山东聊城地区冠县三区任菜庄人,劳动农民出身,在新中国成立初的成分划定中,他被定为中农。因为一贯表现积极,他成为村里的一个小组长。他家共14口人(其中8个孩子),拥有53.5亩田地,还有一头牛、驴与猪。

  1954年,他将自己家田地中的39.8亩种了粮食作物。但这个积极分子遇到了麻烦。在耕种之前,政府对收购多少粮食已经主观上做了估算,确定了计划指标。就任书策而言,他的每亩田地被估算为可产126余斤。39.8亩田,定产为5051余斤。按照政府的估算,他交完公粮,再扣除口粮、种子、饲料后,手中应该还有325斤多余粮。按当时的标准,他必须还要卖给政府179斤粮。

  任书策是否真的有325斤余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并不相信农民自己报上的产量,征粮将以计划指标为准。

  当时基层干部一个比一个摽着劲儿献忠心。地方干部后来又决定给任书策加派800斤的征购任务,后来又以他孩子小(吃得少)为理由再加200斤。也就是,任书策必须将卖给政府的粮食从179斤增加到1179斤——是原来的6.5倍。这是个要命的事情,即便按政府的估算,他也只有325斤余粮,其他只能从口粮、种子、饲料上去挪用——更何况,他的实际产量可能比政府的定产估算还低。

  这中间有了一个博弈的过程,最后,任菜庄村支部、评委会研究同意,给他减少450斤,也就是只征购729斤——依然是原来的4倍。在村干部的“动员”下,任书策咬着牙卖了310斤——差不多是325斤余粮的全部了。但这样并无法令权力机构满意。

  在任菜庄,并不只任书策一个人在遭遇这样的问题。

  时间进入了1955年,预期中的任菜庄1954年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这对村支部乃至整个冠县县委而言,是脸上无光的事。1月5日,他们决定来一次最后通牒。早饭后,村脱产干部王清波等人带了50多个积极分子,开始向那些没能按他们要求卖粮的“钉子户”采取强硬手段,“逐户上门胁迫清理零尾”。他们喊出了“四两(原文如此)不留一次卖清”的口号,并表示“谁要不卖透就不装谁的粮食”。

  气势汹汹的征粮队,还没来到任书策家。但紧张的任书策,已经看到自己东邻一个农户,仅仅试图少卖2斤粮,仍然没能得逞,征粮队员又用瓢回去取了一趟。任书策内心非常挣扎,“就考虑个人实在卖不出,卖不到数又怕不行,自己又是个组长,反正挡不了丢人。”他走回自家,看到自己的兄弟正推着两口袋粮食往外走——应该是想藏两袋留作口粮。任书策是个死心眼的人,他阻止了自己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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