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之奴
2013-11-16 13:55:38作者:王学斌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1886年6月11日,盛夏初至,骄阳似火,偌大个京城,居然无一丝清风。这一天,朝廷放榜,将公布殿试名次。湿闷的暑气令焦急盼望的士子们内心愈发躁动难耐。

  苦苦等了一天,直到日头偏西,朝廷的喜报才姗姗来迟。天津籍考生徐世昌(1855~1939年)恰外出拜客归来,于客栈门口见到上谕:“徐世昌,第二甲五十五名,着改为翰林院庶吉士”。十年寒窗苦读终有回报,徐自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于当天日记中写道:“君恩高厚,受宠若惊,益当努力有为,以期报国承家也”。与此同时,在房中枯坐了一天的贵州籍考生陈夔龙(1857~1948年),也接到上谕。点儿背的是,他考卷以一字之误,竟置三甲,以主事用,签分兵部。而一同中式的贵州老乡赵以炯、李端榘等,均入翰林院,差事清闲而补缺甚快,这着实令陈情何以堪!他不禁捶胸顿足,慨叹上天不加眷顾。要说反应最淡定的,尚属蒙古正黄旗考生荣庆(1859~1917年)。听闻榜单,此君既未喜极而泣,也不愤愤不平,而是悠闲地倚在枕上翻看历代名人字帖。

  按照清代仕宦惯例,若不出意外,二十年后(1906年),这三位“50后”士子应能位居要职,成为新世纪清廷倚仗的栋梁之才。果不其然,这三位科举同年日后皆腰金衣紫,出任朝廷高官。只不过,一入官场深似海,也许连他们都没预料到,几十年后的自己,居然蜕变为自己当初最厌恶的那类人。

  贫寒与无奈

  这三位士子,都是出身贫寒,毫无背景之人。

  据说徐世昌呱呱坠地之际,“其状貌端秀,头角峥嵘,长老皆许为大器”。然而他的脑子似乎并不灵光,尤其是应试能力较差,科考每每积极参与,成绩次次名落孙山。白驹过隙,一转眼徐世昌已近而立之年,往日的那股锐气消磨大半,他也感到入阁拜相的理想似只是一个白日梦。一次,徐乡试结束,几位挚友相邀聚于相国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人问徐世昌将来有何志向,徐醉眼迷离,举杯苦笑道:“他日或大祧,或议叙,或幸成进士为即用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县、太康,必师孟尝君广纳食客。”河南旧有“金杞县、银太康”之称,堪为各州县中之上等肥缺。可见徐世昌此时颇为务实,在他看来,能管辖一县、衣食无忧已实属难得,什么声名显赫、位极人臣之类是绝对不敢奢望的。陈夔龙亦然。八岁那年,陈父病逝。有人劝陈家三兄弟弃学经商,陈母应曰:“一息尚存,不忍使廉吏之子沦于驵侩也!”于是陈母以“纺绩得赀,藉供馆谷,往往机杼之声,与余兄弟诵读之声彻于达旦”。虽生活艰辛,陈夔龙倒也安之若素,日复一日挑灯勤读,希冀通过科考改变命运。起初陈之文运颇旺,连战连捷,19岁便高中举人。孰料好运却忽而戛然而止,“南宫累次报罢”,眼看就要迈入三十岁的门槛。与徐、陈情形相似,虽是旗人,但荣庆七岁丧父,家境凄凉,“陋巷逼迫,非复阀阅矣”。不过他天资聪颖,少年得志。要知道,27岁便高中进士,这在清末满蒙权贵中堪数凤毛麟角。

  既然这三位既不是出自官宦世家,亦非坐拥金山银山之富豪,故他们唯有从基层做起,期盼凭真才实学来为朝廷效力,谋得升迁。只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总是很骨感。按照清制,每三年都要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考试,成绩优等者授编修,次等者授检讨,合格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县。如果成绩不及格,不好意思,那就请您继续学习,再等三年。徐世昌不通古学,文笔一般,自然不受时任掌院学士的翁同龢老爷子待见。徐在这个清水衙门一待就是六年,竟未曾获得过一次外出主持地方乡试的差事,甚至连当副手的机会都没有。好不容易结识了天津老乡王文锦侍郎,徐请他帮忙介绍新差事。王为人倒也通融,打算将徐推荐至南书房,孰料大学士潘祖荫认为徐不学无术,难堪此任,不予接纳,又将他撵回翰林院。当时翰林院有所谓“八红八黑”之称,“红翰林”自然是官运亨通的那一类,而“黑翰林”则是指仕途坎坷的官员们,徐即位列“八黑”之一。最令徐无奈的是,熬到第八个年头,他终于可以外放河南,谁成想还未等朝廷颁发委任状,母亲突然病逝,徐只得暂弃升官念头,回家奔丧,其霉运可谓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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