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汉分合看“献金”
2013-08-31 15:23:39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1927年4月17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委员会,发布一项措辞严厉的《集中现金条例》,查封武汉三镇各银行所存银元约400万元,禁止其使用及流出,规定纳税、流通一律用汉口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所有收付银两都改用纸币。

  此法一出,明眼人都晓得,这个由激进左翼主导的政府,手头已无余粮,只好加班印钱了。

  第二天,长江下游1500里外的南京,刚刚发动血腥的“四·一二事变”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另立山头,组成又一个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分立”。

  此时此刻,来自上海金融工商界数以千万元计的“政治献金”,正源源输入右翼新政权的金库里。乱世枭雄,底气何来?答案不言自明。

  财政悬崖

  1927年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正式成立。此时,距北伐军围城苦战40天后攻克武昌,控制三镇,并首次合称“武汉”,作为临时首都,前后还不到半年。

  但短短几个月里,因为军政开支庞大,税赋收入锐减,武汉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加剧。该政权号称坐拥华中、华南10省地盘,实际政令仅及湘、鄂、赣三省。最大的钱袋子湖南,以前省府月收入可达360万元,南北拉锯战后锐减至70余万元,省内月支出即需250万元,自顾不暇;江西本是穷省,原已入不敷支;北伐军新占不久的湖北,可收之税更少。而武汉政府因战线拉长、军队扩充,光军费一项,每月就得花1300万元,加上政府机构庞大,官多会多,政务开支亦非小数目,以至于掌财权的官员都惊呼“今一月之费,等于以前一年之费,骤然增至十二倍”,总是有出没进,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继续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武汉政府,对外又以“反帝反封建”为号召,强力发起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行动。横行长江中下游航道的英资怡和、太古及日资日清等轮船公司,停船罢驶,借拒绝运载货物、邮件及华人乘客等手段对抗。武汉三镇尤其是大商埠汉口,素以长江水路为生存依托,一旦商旅断绝,真的是命悬一线了。

  当日的武汉,不仅商贸活动与上海联系紧密,金融资源也处处仰赖上海。对“赤化”感到恐惧的大商人、资本家及富有官僚,纷纷将现金转汇至上海、天津的银行。上海各家银行也合力吸收武汉方面的现金,却不向后者放款,总部设在京、沪的银行则相继宣布,与汉口各行停止来往,断绝汇兑,不收对方发行的钞票。结果汉口很多银行、钱庄无力周转,唯有倒闭,一般工商业者因资金枯竭,也无法营业。据当日官方统计,有“东方芝加哥”美誉的汉口,其商业的营业规模,只有正常年份的1/15。

  武汉的外资及华资轮船公司、工厂、商店或停业,引起大批底层工人失业的连锁反应。如全国最大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停工,失业工人近2万,纺织业失业工人3800多人,建筑承包及运输业失业工人更超过3万。

  1927年4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五常委”中的四人——汪精卫、谭延闿(曾三任湖南都督)、孙科(交通部长)、宋子文(财政部长),加上共产党人苏兆征(劳工部长)。牵头组成战时经济委员会,颁布《集中现金条例》,便是该委员会试图挽救经济危局的重大举措之一。

  商界受伤

  但如此强硬的措施,并未收到预期中稳定局面的效果,反而导致通货膨胀加剧,政府威信骤降,财政进一步陷于崩溃的境地。如4月18日前,以三镇为中心的武汉政府辖区内,已有不下三四千万元面额的纸币流通,上述条例出台后,政府控制的银行加印钞票,市场纸币存量很快增加到6200多万元。自5月份起,政府又相继发行1300多万元的国库券,3000万张铜元票(即零钞),还有500万元的所谓“北伐胜利有奖债券”。

  到后来,不仅非武汉政府辖区的各地禁用“汉票”,武汉本地市面上对这种泛滥成灾的钞票,也视同废纸了。

  武汉国民政府闹“钱荒”,还与他们自始至终都未能得到实力雄厚的汉口总商会,以及其身后庞大的汉商群体之鼎力支持有关。

  1926年9月北伐军兵临城下之前,见惯军阀争战的汉口总商会,一直持观望态度。汉口、汉阳很快易手,但依长江而建的武昌城地势险要,城垣坚固,北伐军久攻不下。汉口总商会为减少城中居民伤亡及财产损失,奔走调停于两军之间。如围城之初曾与武昌商会商洽,派会董至城门上与北伐军议和,愿意“给饷20万元”,条件是让守军全身而退,但遭到断然拒绝。围城末期,城中粮尽,百姓饿死者众,汉口总商会领袖周星棠、贺衡夫等人与武昌商会商量,联合中外慈善机构,四处奔走,为民请命,苦苦恳求之下才得北伐军允许每天开城2小时,让难民出城觅食。

  尽管北伐军打着民众革命的旗号,但战火祸及大量无辜平民,却也是铁的事实,其惨状已在商会人士心目中留下阴影。国民政府进驻武汉后,采取一连串激进政策,带来社会动荡,市面不稳,随之又为解决财政问题高压加税,更令多年来饱受军阀征战、无度需索之苦的商人们反感。汉口总商会多次牵头与政府唱对台戏,如1926年12月初,该会召开商民大会,反对左派工会组织的罢工潮,并以罢市相威胁,对政府频频出台的增税法令,则以拖延策略应付。

  早在1926年底广州国民政府各机构启程北迁之时,在武汉代行其职能的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国民政府委员组成)已决定,发行整理湖北金融公债2000万元,整理湖北财政公债1500万元,以应付日益膨胀的军政开支。1927年1月,宋子文主持的财政部又在武昌公布发行国库券900万元。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武汉市面上有至少三四千万纸币流通的来历。虽然史料上未见明文记载,但可以料想,这几笔巨额的“革命公债”,大部分都是名声在外的汉口诸多工商企业家买单,不管他们是不是心甘情愿。换言之,也算是囊中羞涩的政府强制向商人收取的“政治献金”了。

  反客为主

  面对根深叶茂、自有主见的汉口总商会,国民党及武汉国民政府官员心态颇为微妙。他们认为得不到商会支持,直言“对商会反感且仇视”,并组织亲政府的商民协会(中小商人为主体)试图取而代之,但又强烈依赖商会协助其筹款以解燃眉之急,在商会受到冲击时,不得不下令保护。

  据统计,1926年11月至1927年10月的一年间(即武汉国民政府存续期间),因受纸币跌价、债券抵押款项及各种政府借款等影响,整个武汉三镇的金融资产总损失高达1.38亿银元。当年,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而身不由己卷入残酷政争的汉商,唯有默默吞下苦果。

  与此同时,宁波帮大佬虞洽卿创立上海商业联合会,与亲北京政府的傅筱庵(也是宁波人)掌控的上海总商会对抗。1927年3月下旬,蒋中正抵达上海后即与虞洽卿碰面,要求工商界迅速筹集军费1000万元,交换条件是他麾下的部队帮助平息愈演愈烈的工潮。

  无论谁当政,商人的最大心愿都是“不折腾”。虞洽卿与秦润卿、钱新之、陈光甫等沪上工商金融巨头达成共识,决心助蒋一臂之力。他们合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与上海商业联合会一道,共承诺为蒋筹资1500万元,一个半月内实际到账800万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数月之内又连续两次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合计7000万元。这笔巨额“献金”,或认购或摊派,几乎全由江浙两省地方政府及虞洽卿等积极动员的富商巨贾承揽。

  “四·一二事变”在上海爆发之际,钱袋子鼓鼓的蒋总司令即明了政敌的命门所在。他断言:“武汉共产派……无甚实力,宁沪方面,断其财源,足制该派死命,予料两星期内,可屈服武汉。”三个月后,再无力支撑的汪精卫秘密召开国民党中常委扩大会议,决意“分共”,至此,“宁汉合流”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左翼阵营眼中出身寻常的一介武夫蒋中正,毕竟到上海股票交易所里混迹过若干时日,他笼络、利用商界“金主”们的“财商”,比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政治对手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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