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焚书坑儒”:对后世政治生活仍有长久影响
2013-08-15 17:24:08 来源:光明日报 评论:


  秦始皇在实现统一之后第八年和第九年做的两件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焚书”和“坑儒”,折射出秦帝国的政治方向和文化原则。但他不会想到,这些决策后来会成为千古议论的话题。如宋人朱熹所谓“焚坑之祸”,元人张九垓所谓“焚坑之厄”,明人郑真所谓“焚坑之惨”。更为著名的自然是毛泽东“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诗句(“要商量”或引作“待商量”,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作“要商量”)。

  一、“烟燎之毒”:中国文化的浩劫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于“焚书”事件的明确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制曰:‘可。’”《史记·李斯列传》记录李斯上书:“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又记载:“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

  对于秦“焚书”导致的先秦文献的破坏,很早就有人提出疑议。如《通志》卷七一《校雠略》载录《秦不绝儒学论》以“臣向谓”的口气言“秦人焚书而书存”,又说“诸儒穷经而经绝”。论者说,先秦就有《诗》《书》亡逸情形,“皆不因秦火”;又说,“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体味其原意,在于揭示文化史进程中书籍散亡的复杂因素,但绝不是肯定“秦火”的合理。所谓“秦人焚书而书存”,一者因“博士官所职”的国家典藏;二者因民间在艰险情况下的保护和传承。前者又经历“项籍之罪”(刘大櫆《焚书辩》),“项羽之火”(刘师培《六经残于秦火考》,《左庵集》卷三)。后者不能避免传授过程中由不同立场和不同视角出发对早期经典的修正和扭曲。

  秦始皇事后回顾“焚书”事,言“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称“焚书”对象为“天下书不中用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等实用之学的积累确实得以保存,又有学者指出兵学知识仍然在民间普及,如袁宏道《经下邳》诗所谓“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明诗综》卷六二)。也有人据“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咏张良事迹诗,论“兵家言原在‘不燔’之列”(陈恭尹:《读〈秦纪〉》)。尽管秦文化重视实用的风格使得许多技术层面的知识得以存留,但是以理论为主题的体现较高思辨等级的文化遗产遭遇“秦火”造成的文化劫难,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虽然“民间《诗》《书》,未必能家摧而户烧之,燔余烬遗,往往或有”(刘师培《六经残于秦火考》),我们却不能在回顾文化史时,轻易否定毁灭文明成就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

  王充《论衡·书解》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赵岐《孟子章句题辞》也说秦不焚诸子。《文心雕龙·诸子》亦谓:“烟燎之毒,不及诸子。”陈恭尹《读〈秦纪〉》有“百家杂碎,初未从火”的说法。然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都明确说焚书对象是包括“百家语”的。也许“蠲除去之”的严厉程度,“百家语”不及《诗》《书》。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显然还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近来有人指出,“焚书坑儒”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弥天大谎,“焚书”实为秦始皇“课改”,秦始皇焚书只是国家进行了一场教学课本改革,收焚了“天下”所藏之“《诗》、《书》、百家语”等过时的不适用的教学课本。在这一说法引起的热议中,我们已经看到比较清醒的立足科学求实精神的认识。应当指出,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常识告诉我们,秦代还没有国家全面控制教育的制度,也没有定型的统一的“教学课本”。所谓“课改”和“教学课本改革”,都是没有根据的,并不符合当时文化教育形式的实际。我们以为,探求历史真实,应当基于诚恳之心。一味地追求历史认识的立异翻新,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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