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经济改革实质:政府打抑兼并旗号搞垄断
2013-01-04 21:46:15 来源:搜狐文化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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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中国,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流行了相当长的时期。秦汉时,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与农业和手工业比较,商业是赢利丰厚的产业,后代也大抵如此。赢利丰厚,自然使人们趋之若鹜,这是古代商业兴盛的基本原因。

  古代的商业和借贷资本大致可分三类:一是民间私人(包括寺院等)所有,二是官吏私人所有,三是官府所有。以上三类其实也是大致的区分,有时难免有互相混淆的情况。

  例如宋时部分官员和机构有公使钱,即公用钱,正如王安石所说:“公使皆贩卖。”这固然可以说是官府商业资本。但又如《吹剑四录》所载,南宋名臣陈俊卿(字应求)“知福州,亲故沓至。公设会,置五百千于前,曰:‘有一联,能对者即席奉送。三山出守,应求何以应其求。’独一后生对云:‘千里重来,公使尽由公所使。…在公使钱实为私使钱的情况下,公使回易也未尝不可说是官员私人的商业资本,或至少包括了官员私人商业资本的因素。

  关于王安石的市易法,梁庚尧教授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第10、第11期的《市易法述》一文中,网罗了丰富的史料,作了详密的论述。他认为:“市易法的颁行,原是为了解决宋神宗时代财政开支扩大的问题,由于王安石以义理财思想,使其在立法时表现出摧制兼并的外貌。然而社会政策只是市易法阳宣的一面,财政政策才是其阴伏的真正本质。”笔者个人完全同意上述结论。既有梁先生力作在前,本文便无须对市易法再作面面俱到的复述,只拟就官府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问题谈一些看法。依笔者个人之浅见,这也许是今人认识和评价市易法的重要问题,甚至是核心问题。

  中国古代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完全可以使用由来已久一词。《国语·晋语》载,在春秋晋文公时,有“工商食官”的制度,韦昭注说:“工,百工;商,官贾也。”但具体情况已不知其详。又《华阳国志》卷3载,战国秦惠王时,在成都“置盐铁市官”。汉代最有名的,自然是汉武帝时的均输、平准和王莽的五均、六筅之政。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20《市籴考·均输、市易、和买》中,追溯了王安石均输法和市易法的历史渊源,表明了他独到的非凡史识,他说:

  按均输、市易皆建议于熙宁之初,然均输卒不能行,市易虽行之,而卒不见其利,何也?

  盖均输之说始于桑弘羊,均输之事备于刘晏。二子所为,虽非知道者所许,然其才亦有过人者。盖以其阴笼商贩之利,潜制轻重之权,未尝广置官属,峻立刑法,为抑勒禁制之举。迨其磨以岁月,则国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记》、《唐书》皆亟称之,以为后之言利者莫及。然则薛向之徒,岂遽足以希其万一,宜其中道而废也。然所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则夫祖宗时以赋税而支移、折变,以茶盐而入中粮草,即其事矣。苟时得能吏以斡运之,使其可以裕国,而不至困民,岂非理财之道。固不必亲行贩易之事,巧夺商贾之利,而后为均输也。介甫志于兴利,苟慕前史均输之名,张官置吏,废财劳人,而卒无所成,误矣。

  至于市易,则假《周官》泉府之名,袭王莽五均之迹,而下行黠商豪家贸易、称贷之事,其所为又远出桑、刘之下。

  王安石最初设均输法,确是“慕前史均输之名”,他说:“国有事则财用取具于泉府。后世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自秦汉以来,学者不能推明其法,以为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但是,市易法“袭王莽五均之迹”,却是他所不愿承认的,因为王莽在历史上留有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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