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二线城市都想冲击千万人口俱乐部?

文/熊志
这两天,东莞下发的《东莞市人口发展规划(2020-2035年)》征求意见稿,引发了一些关注。这份《规划》明确,东莞将实施积极的人口调控政策,2025年,全市常住人口要达到960万人;2030年,常住人口要达到1020万人;2035年,常住人口达到要1080万人。
东莞是一座汇集了500万产业工人的地级市,在此前的外出务工潮中,成为人口流入的热点地区。根据统计公报,截止到2018年年末,东莞的常住人口为839.22万人,距离2025年的目标还有约120万人的缺口,距离2035年目标还有约240万人的缺口。
如果以2035年为标准计算,接下来的17年左右时间,东莞要实现规划人口目标,每年都要保证有14万左右的常住人口增幅。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参照2018年主要城市的人口增长情况。其中增量超过20万的城市一共有9个,分别是深圳、广州、西安、杭州、成都、重庆、郑州、佛山、长沙。注意,其中的很多城市和东莞一样,都是新一线城市。按照新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东莞有机会顺利迈入千万人口俱乐部。
但这也只是一种对标设想。东莞在规划中就提到,尽管2000~2010年期间它的常住人口维持着2.46%的高速增长,但金融风暴之后的产业迁移浪潮,明显延缓了其人口增速。2010年到2018年之间,常住人口仅仅由822.48万人增加到839.22万人,平均每年增长2.1万。
老实说,东莞要实现规划目标相当困难,更何况它还处在广深的辐射范围下。不过东莞作为新一线城市中冉冉升起的明星,目标直指千万人口并不奇怪,如果浏览各大二线城市的人口规划,就会发现东莞还不是最夸张的。
比如河南省会郑州,去年和西安一起成功步入千万人口俱乐部,达到1013.6万,而2010年出台的《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到,2020年郑州市域总人口要达到1245万人。
按照增长目标,接下来两年郑州每年都得新增百万以上人口,这种速度当然不现实。这也反映出这些城市在规划上的滞后,因为2010年前后的产业迁移浪潮,已成为人口流动的转折点,四川、湖南等劳动力大省,正是在那时候改变了净流出的局面,人口回流更普遍。如今,二线城市想要维持十几年前那样的人口吸附力,已经不太现实。
不过,这丝毫阻挡不了大城市的雄心。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成都、南京、长沙等城市2035年的远景规划,几乎都是当前实际常住人口规模的1.5倍,比如成都2018年为1633万人,2035年目标2300万人。这些热点二线或者说新一线城市,在中长期人口规划上,都希望能够有质的提升,千万人口几乎是标配了。
事实上,除了北京和上海明确控制人口外,剩下两大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都预留了很大的增长空间,更别说其他二线城市。那么为何它们如此热衷于人口扩张,并通过规划给自己设定一个很难实现的增长目标?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诸多生产要素中,人是最基础性的。人口的集聚程度越高,劳动力的供应越充足,消费市场就更广阔,相应的城市能级和索要国家政策的底气更高。比如去年国务院办公厅的52号文发布后,地铁建设审批门槛收紧,一个关键限制是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按照城市规模等级的划分标准,至少是Ⅰ型大城市。
另外在2019年的15个新一线城市中,除了昆明的常住人口只有685万以后,其他城市基本都是800万以上,就连近几年相当失落的沈阳,也有831.6万人。由此可见,人口在城市竞争中的加分意义,也能理解为何东莞想要迈进千万人口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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