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初十，即湘军攻陷天京还不到一年零三个月时，正北上徐州督兵剿捻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突然收到清廷中枢“另有任用”的谕旨。几乎同时，署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李鸿章也接到催促其迅速移驻河南的命令。
一旦“调虎离山”，清廷公布了后续的人事安排：
两江总督，事繁任重。李鸿章带兵出省，不可无人署理……即著吴棠署理两江总督。其漕运总督印务，即交与李宗羲暂行署理……丁日昌籍隶粤东，熟悉洋务，以之署理江苏巡抚，可期胜任。
得悉旨意，身在前线的曾国藩认为中央“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很不开心。在后方为老师筹备粮草补给的李鸿章，则“反复筹思，似难尽妥”，也深感不爽。
刚刚挽救清廷于危亡之中的湘淮系两位大佬如此烦闷纠结，是对接替者吴棠本人的不满，还是嗅到了一丝来自紫禁城深宫中不祥的气息，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呢？
“天子知名淮海吏”
清廷属意要取曾、李而代之的吴棠，到底何许人也？
吴棠当然不是泛泛之辈，也算同治中兴名臣之一。光绪二年（1876年）吴氏去世后，清廷赐其谥号“勤惠”（有清一代享此谥号者仅有两人），称赞他“老成练达，办事勤能”，“保卫地方”以及“克尽厥职”。简而言之，吴氏一生为官有四大特色：
其一，务实。吴棠是泗州盱眙人（老家在今安徽省明光市三界镇），出身寒微，据说家里穷到灯油火蜡都买不起，他年少时“读书恒在雪月光明之下”，且经常交不出学费，其母唯有以自酿米酒馈赠老师。正因生长于民间底层，吴棠深知百姓疾苦，通晓市井百态，从政之后由县官做起，颇能体恤民情。每逢辖区内发生灾荒，他必奔走于烈日下，查看实情，开仓赈济，民众常常为其劳碌而落泪。
其二，勤勉。吴氏为官近三十载，在清淮地区（淮河与大运河交汇的淮安府一带）任职达17年之久。自古两淮（泛指苏皖两省淮河南北地区，或指“江淮”，即淮河与长江之间的淮东淮西地区）“诚南北之襟喉，天下之控扼”，乃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又是漕运重地，正所谓“国计之有漕运犹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则人身康，漕运通则国计足”。吴氏长期扎根于此，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起接连擢升为江宁布政使（江苏省副省长）及漕运总督，治河有方，运粮得法，征盐无过，其优良作风在朝野均有口皆碑。
其三，善守。咸同年间（1851~1874年）的两淮，兵火不绝，太平军、捻军此起彼伏，吴氏一介文官，还得带兵打仗。从咸丰三年至同治元年（1853~1862年），时任清河县（今江苏淮安市）知县的吴棠召集乡勇，倡办团练，三度保卫城池不失。那时候坊间曾流传一则掌故：转战十余省、攻城略地无数的太平军将领李开芳，慨叹天下州县官员之中，有七人最令其忌惮，分别是六合县知县温绍原、天津县知县谢子澄、济宁直隶州知州黄良楷、清河县知县吴棠、柘城县知县祝垲、上海县知县刘郇膏及河内县知县裘宝庸。吴棠为战场上的对手所“称道”，足见其“善守”之名不虚。
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听话。曾任安徽巡抚的晚辈同僚裕禄对他有如下评价：
“受朝廷特达之知，应时事艰难之任，其忠勤之恳挚……综计服官三十年，励己之清勤，爱民之肫切，有如一日，至于临大事决大计，毅然任之，不为众挠”。
说白了，吴棠由一布衣出身的落第举人（他道光末年赴京参加会试落选后，受惠于清廷特设的“举人大挑”政策得授知县），十余年间跃居漕运总督的要职，“所有江北文武各员及军务、地方一切事宜”归其节制，归根到底是因为他坚决服从上级领导、忠实贯彻中央政策、执行力极强且毫无骄奢二气。这等干部人才，清廷自然乐于破格重用。
吴棠实授漕运总督的第二年，即同治三年（1864年），湘淮军与太平军在天京城下决战前后，清廷又传旨“江南、江北粮台，着责成曾国藩、吴棠”分别办理。很快，吴棠不但在江北粮饷分配上说一不二，且全面掌控辖区内军事与民政。漕、河、军、政、粮五大权力集于一身的他，打破了清朝沿袭多年的惯例，堪称一时异数。连竞争对手李鸿章也不得不点赞一句：“天子知名淮海吏”。
“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
清代有“天下八督”之说，即直隶、两江、湖广、两广、闽浙、四川、陕甘与云贵八位总督（清末最后几年才增设东三省总督），而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堪称优中之优，要中之要。直督拱卫京师，地位无须赘言，江督管辖现在江苏（含今上海市）、安徽和江西三省，正是“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康熙帝语），所征之田赋、漕粮、盐税、商税，“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你说重要不重要？
在对抗太平军的十多年战事中，湘淮系势力不断壮大，苏、皖、赣三省作为主战场，自然逐渐落入其掌握之中，江督之位，舍我其谁？故咸丰十年（1860年）夏天，湘淮系领袖曾国藩顺理成章获得实授此职。按李鸿章的说法是，“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
可此时的吴棠，虽无“江北巡抚”之名，却有“巡抚江北”之实，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竟不能过问辖区内的全盘事务，反而不时受人掣肘，难免要皱皱眉头。
从清廷方面来说，因漕运总督已无漕可运（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山东入海，大运河受洪灾波及，漕运一度瘫痪），朝野一片请求裁撤之声，中枢却偏偏对吴棠委以重任，目的很清楚：一来寄望“善守”的吴棠尽力保全江北，阻止太平军余部及捻军沿运河北上，并为前线的湘淮系军队提供军饷与后援；二来则有意扶植吴棠，试图以其经营多年的江北力量，来控扼如日中天的湘淮系统。
湘淮与江北这两大地方实力派，战时携手杀敌、形同左臂右膀，如今在清廷中枢的苦心布局运作下，彼此关系就变得有些微妙了。
同治三年七月，即湘军攻陷天京之际，清廷借御史陈廷经之口，向曾国藩、李鸿章发出了第一次试探。陈廷经给两宫太后上奏折，建议“跨江、淮而为省”，后者顺水推舟，将皮球踢给曾、李，征询两人的意见。对于两宫“垂询”的真实用意，曾、李哪有不明白之理？熟读经史的曾国藩，马上引经据典回复道：
“唐自中兴以后，声教不行于河北，宋自中兴以后，号令并不行于江北。画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论形势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须先固淮甸，弃淮则江南不可保。”
言下之意，江北、江南一体由来已久，勉强拆分反为祸害。他随即进一步断言：
“臣愚以为疆吏苟贤，则虽跨江跨淮，而无损于军事吏事之兴。疆吏苟不贤，则虽画江分治，而无补于军事吏事之废。”
也就是说，江山稳固与否，关键在疆吏是不是“贤人”，而非搞行政区划调整这种空有声势的“大动作”。收到曾国藩委婉而又坚定的回复，两宫一时也无可如何，“划江而治，江北建省”的想法只得作罢。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同年九月，自陕西东下欲救援天京而不及的捻军赖文光部，在湖北击溃清军，清廷急令曾国藩驰赴鄂、皖交界处围剿。十月十三日，曾国藩接旨交卸两江总督大印，命李鸿章署理，李的江苏巡抚一职，则由吴棠署理。这就是前述清廷“调虎离山”计的第一步。
“两江在，湘淮存”
令曾、李二人十分不悦的是，战场硝烟仍然弥漫，朝廷便急于收回局势危殆时不得不下放的权力，“飞鸟尽，良弓藏”，莫此为甚。
在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大倒苦水，“实不愿赴楚界，更不愿赴他处矣……（欲）奏明精力已衰，不堪再任军务，趁此解去兵柄”，大有撂挑子不干的想法了。不过他私函里虽心灰意冷，给朝廷的奏折上仍不敢公开说不,“遵赴皖、鄂交界督兵，拟仍驻扎安庆、六安等处”，分明是欲行又止，以“拖字诀”应对。
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李鸿章，可不像刻意修身律己的老师那样对官场萌生倦意，他一面致函曾国藩，声称“苏沪大小庶政，均由鸿章手裁，已非一日，其军务条分缕晰，竟有司道所不与闻、他人不得综理者”，新来者要“署理”不是那么容易，希望老师不要即刻启程，为自己多争取一点时间。另一方面，李居然不避官场忌讳，径直与吴棠通声气。
他给吴棠的信中，既暗示吴氏南下接管江苏的日期可适当延后，又明白表示，“现全省肃清，旧章已复，江北各务应由督署主持，庶无纷更掣肘之患，阁下当以为然也”，朝廷让我李某人署理两江总督，必须名实相符，江北、江南应合二为一，都归我管。这不仅将湘淮系的“小九九”和盘托出，亦可视为对吴棠的警告：你别妄想踏过长江半步，将来咱们还要染指江北呢！
吴棠有朝廷旨意撑腰，本可底气十足地反驳李鸿章，可能他也是忌惮曾、李显赫的军功与声望，以及湘淮系的强大实力，自己先打了退堂鼓。他上书朝廷主动让权：“江苏肃清，督臣已驻江宁，所有江北事宜，臣可无庸兼管。”
曾国藩、李鸿章这对督抚师徒赖着不走，吴棠这个过河卒子竟要掉头，清廷一时无奈，只好再度妥协，以湖北军情放缓为由，谕令曾国藩毋庸前赴安徽，李、吴二人也各回本任，暂且维持现状。
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便可知道，本文开头提到的同治四年九月清廷给曾、李二人下达的谕旨，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坚持收回两江大权的又一次尝试。由此也预示着，清廷中枢与湘淮系对江淮地区掌控权的暗战趋于白热化。
好在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䜣没把话完全说死，在这份谕旨末尾有云“曾国藩等接奉此旨，彼此函商。如果意见相同即著迅速覆奏，再明降谕旨，分饬遵行”，多少给曾、李留下了转圜的余地。
曾国藩何等老辣，自然洞悉朝廷本意。他一时左右为难，在家书中坦言“李（鸿章）不在两江，则余之饷无着矣”——“两江在，军饷足”，这是湘淮系不愿放手的一大缘由。李鸿章为此事写给曾国藩的信中，同意老师对两江为“饷源、洋务重地”的判断，又明确表达了对继任者的不信任：
“吴（棠）、丁（日昌）诸君空拳坐守，素少威望，其何以备缓急？……（吴棠）满腹牢骚，用人行政，或多变局，乃中旨遽先派定，能否另再设法拟议之处。”
李鸿章猜测朝廷这般安排，分明已对湘淮系“似有成见”，事既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话说得很明白，非湘淮系人物势必须拒斥，可见“两江在，湘淮存”，实乃他们不愿放手的又一个缘由。
“密保尚且不敢，会商更觉非宜”
或许是受到弟子来函的启发，或许也因为“斗争”形势紧迫，不能再拖，同治四年九月十九日，即接获朝廷有关江淮地区最新人事安排的谕旨不到十天，曾国藩便向中央呈上一封长折，“摆事实，讲道理”，申明自己不愿离职北上的因由。此折堪称曾氏一生所撰巨量奏折中之“上品”，值得细读。
奏折一开篇，曾氏详细剖析当前形势：
“目下贼势趋重东路，不特秦、晋（指陕西、山西）暂可无患，即宛、洛（南阳、洛阳，代指河南）患亦稍轻，自当以全力专顾东路”。
因此，即使李鸿章赶赴河南，也“无可剿之贼”。更为严重的是，李鸿章部一旦西行，必定造成东部空虚，难道朝廷宁愿“坐视山东，江苏之糜烂而不顾？是李鸿章之无兵带赴西路，时为之也，势为之也”。
接下来，曾国藩摆起老资格，给年轻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普及了一番任用干部的规矩。中央不是执意要提拔李宗羲与丁日昌吗？李宗羲本年年初刚刚署理两淮盐运司，后“迭擢安徽臬司（按察使），江宁藩司（布政使）”，“一岁三迁，已为非常之遭际”。再说“该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则更不济，之前在江西知县任上犯了过失，三年后方才官复原职，近年来“擢任两淮运司。虽称熟习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
话里话外，无非告诫中央，不论资历、经验，还是能力、名望，李、丁二人皆不符合封疆大吏之要求。若强行破格提拔，势必引来朝野之质疑，不仅不利于其成长，也会给保举他们的高官带来风险，实不如“循资渐进，多经磨练”，才是培养干部的正道。
随后，曾国藩又罕见地一改昔日平和文风，专就清廷下旨让曾、李、吴三人商议江督、苏抚人选的做法，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官吏任免，由君王乾纲独断，这是政治规矩，不可违犯，“密保尚且不敢，会商更觉非宜”，让外臣干预君权是犯大忌讳的。
如此一来，曾国藩抢占了“忠臣”的道德制高点：自己这是为大清的祖宗之法着想，又勇于替两宫分忧，力保其明君贤后之名啊！不过，曾氏此言确属一招险棋，如果中央有心要“办”他，不正好扣上一个“妄议朝政”的罪名吗？看来一向老成持重、城府极深的曾文正公，在切身利益受损的关头，亦不惜冒险以非常手段捍卫之。
通观整篇奏折，曾国藩不提关键人物吴棠半句，也绝不触及粮饷、士气之类敏感词，只从全局、用人与治道入手，层层说理，娓娓道来，端的是高屋建瓴，举重若轻。
在此折末尾，曾国藩特意交代“因不俟李鸿章、吴棠商定，直抒管见，未审有当于万一否”，意在避嫌。明眼人都清楚，他肯定不会找吴棠商议，但必定早与李鸿章互通声气。果不其然，此折呈上二十天后，李鸿章又递上一折，提出移师河南的三大难，即“兵势难远分也”“饷源难专恃也”“军火难常接济也”，与恩师前后呼应，配合得天衣无缝。
“有服善受言之雅，无护前争胜之心”
曾、李师生二人连上两折，本来暗自盘算清廷中枢不知又会放什么“大招”，孰料日子一天天过去，竟然不闻回音，难免有些心焦。曾国藩在私信中再次萌生退意，“若少荃不在两江，军饷断难应手，吾不能不引疾告退”。
其实中枢怎会无动于衷呢？想必此事棘手，两宫太后与刚复出不久的恭亲王奕䜣（同治四年年初他遭到“揽权徇私”的弹劾，慈禧趁势取消其“议政王”封号，削夺实权）诸人正为如何处置紧急密议，但一时也无良策吧。
此时“剿捻”战事又再吃紧，满蒙名将僧格林沁与多隆阿先后战死，除了战功赫赫的湘淮系，“孤儿寡母”的同治政权还能指望谁呢？权衡再三，他们也只好顺坡下驴了。同治四年十月十五日，清廷发布了一道新的上谕：
“现在贼势趋重虞城(属今豫东商丘市），张树珊等攻剿正急，而南阳仅止张总愚一股，自不必再事更张，即著毋庸置议……吴棠于清淮情形最熟，并著严饬防军，视贼所向，迎头截剿，不令阑入里下河（大约包括今江苏省江北的淮安、扬州、泰州、盐城、南通等地）完善之区，以副委任。”
李鸿章不用劳师远征河南，吴棠留守江北原地不动。攻下天京之后不到一年半内的第三次两江争夺战，又以清廷的妥协告终。
中央定要夺回两江控制权，湘淮系觊觎江北地盘不已，经过三番两次的折腾，夹缝之中的吴棠已是身心俱疲。当年十二月，他因“血亏肝郁，肋痛怔忡”之故，奏请赏假养病。旁人都看得明白，吴棠得的是心病，朝廷拿他当“削藩”的棋子，曾、李的湘淮系则视其为傀儡，他好歹也是官居漕督的一方大吏，满腹抑郁不平之气何处宣泄？
同治五年八月，也许是为了施恩抚慰，清廷命吴棠调任闽浙总督，接替赴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李鸿章随即上折直言“吴棠部下现实无整支劲旅可当一面者”，“可否饬下该督臣，假满后迅赴新任？”夺江北之权心切，溢于言表，连曾国藩也批评他“未免痕迹过重”。但无论如何，唯一强劲的对手吴棠一走，曾、李师徒坐稳两江总督之位，江淮地区就顺理成章地完全落入湘淮系囊中了。
回顾同治三年至五年之间两江督抚争夺战的全过程，对中央阳奉阴违的湘淮系之所以能化险为夷，得偿所愿，吴棠在关键时刻作风偏软，当是一大原因。
民国时期的掌故名家黄濬比较过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之禀性，认为曾氏“为一极深沉有心术之人，性毗阴柔，实师黄老”；左氏“则为阳刚，好大言出奇计之人，但粗豪耳”。正因二人“赋性绝不同”，才能针锋相对，难分伯仲。而反观吴棠，深沉有欠，阳刚不足，循吏本色，难堪疆臣之任。故清廷欲借他一己之力来掣肘湘淮系，似非明智之举。
善于识人的曾国藩，后来对吴棠也有简短评论云，“有服善受言之雅，而其自处亦无护前争胜之心”，“殊愦愦”也。这一印象，恐怕主要来自于当初两江督抚之争时的观感吧。
从清廷中央的角度而言，三度收回两江控制权不成，折射出“同治中兴”浩大声势下的尴尬现实：“政令不出中南海”之局面短时间内难以扭转，“督抚办洋务”的模式反而大行其道。
“两江在，伏莽靖”？
这个中央与地方缠斗角力的故事，最后还掀起一道不小的波澜。
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终将曾国藩北调直隶，由时任浙江巡抚的山东菏泽人马新贻接管两江。然而不到两年，马氏便蹊跷地殒命于神秘刺客张文祥刀下，曾国藩又奉旨回任两江。为此，李鸿章特意致函恩师，内云：
“若（同治）七年秋不妄更动，或谷山（马新贻）僻在海滨，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匿也。”
所谓“负乘致寇”，出自旧典，原意是卑贱者背着人家的财物，又坐上大马车显耀，就会招致强盗来抢，引申为居非其位，才不称职，只有招致祸患。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浮想联翩：“两江在，伏莽靖”，莫非正是湘淮系坐拥江淮、不愿放手的第三个缘由？ 所谓“伏莽”，究竟是何方神圣，缘何别人来当江督就是“负乘致寇”，唯有曾国藩方可镇压得住？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