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内阁成员一起到总统府去向袁世凯祝贺。这位当选的皇帝回答说:“我宁愿接受安慰而不是祝贺,因为我正在为公务而放弃了我个人的自由和我子孙的自由。我觉得到我的河南老家的庄园悠闲地务农和钓鱼,比在这儿经常为国事争斗愉快得多。”
有一个总长建议应该为袁世凯新的升迁举行盛大的庆祝,袁世凯回答说:“目前最好不要考虑什么庆祝大典和光荣,而要专心工作、工作、再工作。应该使我的政府臻于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光荣最后终将到来,如果人为地制造光荣,那么这种光荣必将是短暂的。”
——保罗·芮恩施,民初曾任美国驻华公使(1913~1919年),选自其回忆录《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之初,号称“报界之奇才”的名记者黄远庸(1884~1915年)对他便有过一番精到的论断。
在黄看来,袁氏长处有五:“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长一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长四也。拔擢才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长五也。”然其不足更多,一言以蔽之,作为一名“新智识与道德”皆不具备的旧官僚,袁倘不与时俱进,“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其实黄之论断,当是基于一种深厚的共识:世界大势已是民主共和,袁氏若逆流而动,一心欲问鼎紫禁城中的龙椅,身败名裂乃唯一结局。
1916年“洪宪复辟”的脆败,恰可视作此番政治预言的应验。
“失道”之罪魁
1915年初,北京城已弥漫着复辟的气息。1月底,民国政府授予各级官员“上、中、少卿、大夫”等名衔。满朝文武皆以此为荣,弹冠相庆,欢宴不已,很多人将授衔喜报高悬家中,竞相夸示。此等景象,令正在清华学堂求学的青年吴宓大惑不解,“日来中日交涉,益见侵迫。当局只以爵赏虚恩,牢笼多士。而举世亦互相颠倒,沉沦于醉梦之中”。
险些将吴宓“雷倒”之事接踵而至,他一位同学的兄长,居然上书政府请求恢复科举制度。思想新潮的吴宓忍不住讥讽道:“如此类者,宁非怪异?满清之亡,亡于官吏,官吏岂民国之福哉?”
至当年9月6日,袁世凯发表《对于变更国体之宣言》。久已传闻之事,终于坐实,青年学子们反应更加激烈。如武昌两湖总师范学堂学生朱峙三目睹旧文人、新官僚们纷纷上书劝进,“中杂许多卑劣肉麻之语”,不禁慨叹“伤哉!文人无行也”。朱与同学谈论此事,都认为袁世凯其人其行与三国之曹操无异。到了年底,学生们听闻“县公署候省署电报,报北京登极大典事”,大家“相与叹息久之”。朱峙三私下写道:
“孙文为造成民国之人,袁氏为恢复帝国之人。两人非凡人,但期望以后百姓不遭殃耳!日本二十一条,袁氏轻俏接受。甚矣!视天下为私物,以人民为牺牲品矣。”
与千里之外空发感慨的朱峙三相比,人在京师的吴宓心中之苦痛更为剧烈。他和清华同学们都担心帝制恢复后,将“常使幼稚愚暗之国民,永远欣慕专制之毒鸩,共和再建,愈增困难。我国民百世而下,沉沦奴劫,返顾若辈之肉,其足食乎?”
为何芸芸大众对于复辟反应漠然,甚或有趋从之心?吴宓认为根源仍在国人之思想未能启蒙,智识仍要发展,“苟民智开明,民德淬发,则旋乾转坤,事正易易。不然者,虽有良法美意,更得人而理,亦无救于危亡”。吴宓的这些反思,已大体接近日后新文化运动骨干们的主张。
此时此刻,新文化运动的未来领袖之一胡适仍在美国留学。他听说袁世凯图谋称帝的消息,即应美国《外观报》之邀,写下短评《中国与民主》,试图从学理上驳斥复辟之说。在胡看来,袁世凯大可不必故弄玄虚,重启帝制,因为“按照现行宪法,可以保险地说,中华共和国总统所拥有之权力,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统治者包括凯撒和沙皇大得多”。既然民国大总统可以解散立法院、签署法律、宣战缔和、任免官员、赦免减刑、兼任军队总司令,乃至接见各国大使、与外国签约,“在这长长的政府权利单上,一个君主头衔还能在其上再添加些什么呢?”一向温和的胡适甚至正告袁世凯:
“倘使袁先生真如西方评论家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位精明之政治家,那么,他就该明白,只要他采取帝制,立刻就会在全世界人面前信誉扫地,言行不一,甚至极有可能遭致暗杀之危险。”
1916年6月7日,袁世凯死去的电讯传到大洋彼岸,胡适立即挥就《死矣袁世凯》一文,历数其一生之过,认为“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二十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
想必胡适的评论,也道出了如吴宓、朱峙三等人的心声。问题是,这场新潮学子眼中的“复辟闹剧”固然是草草收场了,但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仍然敬畏的紫禁城龙椅,与某些野心家眼中那一袭诱人的蟒袍,何时才能真正退场呢?
“逆势”之枭雄
民国初年,享有“卧龙”之誉的前清遗老郑孝胥避居沪上,冷眼观察时局变幻。1915年初,他得知袁世凯大肆封官颁爵之余,还要将紫禁城东华门改名为新华门,或谓之新莽门,即评论道:“袁之呆妄如此,北京将变为朝鲜汉城矣。”意思是若任袁世凯这么折腾下去,民国迟早将沦为他国之附属。
另一位曾在前朝任职的遗老恽毓鼎,此刻身在京城。面对政局乱象,他质疑当政者起初“大声疾呼以歆动吾民者,铲专制之淫威,享共和之幸福”,时至今日却“横征暴敛,更甚于前,密似牛毛,苛逾虎猛,朘脂膏,罄锱铢,以供暴兵冗官之吮嘬”,似还不如清廷官员体恤民情。
1915年8月16日,郑孝胥从京城来客口中得知,北京政府“改复君主政体、美顾问古德诺倡之;严复等皆入筹安会,提议久安之策;袁世凯举衍圣公、明后朱某及宣统皇帝为中国皇帝”。郑氏认定此“皆袁氏自求为帝之戏剧也”。到12月16日,北京各界拥戴袁世凯,“称其大功六,宜为皇帝”。郑在日记里写道:“观之使人眦裂发指。”
但恽毓鼎的立场出现180度大拐弯。8月16日,杨度、严复、刘师培等六人成立筹安会,议复中国为君主制。之前对袁持批评态度的恽氏忽称“此救时第一义也”。理由是清廷亡于所谓议会立宪,民国也行将因党同伐异而陷入绝境,况且“改共和为君主,与吾衷固非剌谬也”。
心动之后便是行动。9月13日,恽毓鼎收到大总统令,出任政治咨议,“并送来任命状一纸,月支薪二百元。”恽氏感喟不已,写道:“寡妇再醮,自此始矣。” 12月13日,恽早上七点钟便身着大礼服进入新华门,亲眼见证了袁氏登基的历史一幕。
恽氏入仕洪宪新朝才三个月,南方诸省已硝烟四起,讨袁旗帜插遍大江南北。3月22日,袁世凯迫于无奈,撤销帝制及洪宪年号,仍称中华民国元年。此时恽尚能体察袁之苦衷,赞曰“元首不惜屈己从人以救中国,自是可敬”。到了5月1日,他的日记里已出现“项城(编按:袁世凯籍贯河南项城,世称袁项城)失威信于北,民军争权利于南,土匪横行,生民蹙蹙靡骋”之类文字,隐隐然有悔上贼船之意了。
与恽毓鼎的投机不同,郑孝胥始终对袁世凯不太感冒,认为反反复复的洪宪闹剧将开启战端,6月6日上午十点,袁世凯病重而逝。郑孝胥仅在日记里淡淡写下一笔,而恽毓鼎却颇费心思:
(袁世凯)固一世之雄也,一误于辛亥之推倒清朝,再误于乙卯之欲登帝位,结果如斯:众叛亲离,赍恨长往。若使辛亥之冬力主君主立宪,奉宣统皇帝于上,而己以王爵筦内阁,揽大权,削平东南巨乱。何惭千古第一流人物。即不然,始终以总统制治世,为民国第一任开先,亦不失为英杰。初衷忽变,为德不卒,忠信两失,实左右群小误之也。
恽氏这番评论,实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苛责,恰恰流露出遗老们爱恨交织的真实心境:袁世凯顺势而为,迎奉宣统归位,方是正道;称帝自立,实属逆势而动,必败无疑。
“乏术”之故交
1915年12月10日下午三点钟,大总统府秘书许宝蘅抵达众议院,“观国民代表投国体问题票,参观人甚多,拥挤不堪”。这反而令他心生一丝不妙的直觉。
感觉不妙的不仅他一人,前任国务卿徐世昌亦然。说到了解袁世凯之人,莫过于其哥们徐世昌。早在那年10月初,反对复辟帝制的徐氏见苦劝无效,坚决辞职。待12月份政府正式任命陆征祥接替后,徐才长舒一口气,“卸却仔肩,颇觉爽适”。
徐世昌之所以固辞高位,是由于其不愿陪袁世凯上演复辟闹剧。然眼看老弟在称帝的不归路上愈走愈远,想必此刻他内心是万流奔涌,又恨又怕。恨的是袁世凯不听劝告,帝制自为;怕的是小老弟众叛亲离,不得善终。
4月下旬,时局已极其险峻。按照许宝蘅的描述:“现在局势危急,莫知所措……各省则观望徘徊,无真实主义,或则思乘机攘得禄利而已,中央已威信隳丧,运掉不灵,而意见尤复参差,覆巢之祸,直在眉睫。”
就在此时,交通总长兼署外交总长曹汝霖拜访袁世凯,“时已四月下旬,天气和暖,项城犹御棉袍,横倚在长沙发上。见余至欲起坐,余即请止。见项城颓唐情形,问系何病?他说腰部酸痛,不能起坐,亦不想饮食,此病好久了,只是近来更甚”。袁向曹打听徐世昌与段祺瑞的行踪,曹答曰:“东海去天津,芝老时住西山,间又住团河,都未见过。”袁长叹一声说,“自我病后,他们也没有来看我,到此时,老友都怕见我了。”言罢,其唏嘘不已。曹汝霖见袁世凯这种沮丧神气,“不胜感叹真有英雄末路之感”。
曹汝霖即刻坐火车到天津拜访徐世昌,告知袁世凯现状不佳,请其回京,与段祺瑞定一方策,共谋大局,向袁进最后之忠告。徐氏叹曰:
“你可以随便进言,我与芝泉(段祺瑞),与项城关系太深,反不便随便进言。项城不察情势,惑于那班急功好利之徒,成此僵局。那时我在京时,未尝不遇机讽劝,芝泉亦一再示意,何如忠言逆耳,终不听从。我与芝泉岂愿离伊不问,实由于屡言不听,多言反伤情谊,只好不问,不得已也。”
徐世昌又说:“此时见他亦无济于事,我想伊已有了主意,尚不到发表时候。我所担忧者,他经此打击,身体恐将支持不了。”
最熟悉、最信赖的身边人都不愿为自己奔波,此时此刻,一生豪雄的袁世凯,当真是众叛亲离,无可奈何了。
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