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官之争 1865
2016-10-13 16:59 作者:王学斌 来源:中国经营网

  1865年8月底,湖北省巡抚曾国荃把湖广总督官文告上中央,一场官场上的轩然大波随即掀起。令两位当事人始料未及的是,弹劾案带出了受贿案,受贿案牵涉到夺情案,本属地方性的权斗却触发了中央人事布局上的政争,案中有案,环环相扣,最终影响了清廷未来几年的政治走向。

  二把手叫板一把手

  有清一代,督抚同城之设置,堪称地方政治一大弊端。督抚制度源于明初,但非常例。清沿明制,通过几朝不断调整,督抚制趋于规范,总督偏重军政,巡抚专司民政且听命于总督。然事实之情形往往错综复杂,尤其是在督抚同城的地区。道理很简单,若督抚二人皆非善类,则相互勾结,各谋私利,难收牵制之效;若二人贤与不肖各一,则君子对付小人而力不从心,小人敷衍君子却绰绰有余;即使二人俱是时贤良吏,由于性情不同,意见各异,亦不易相安甚至水火不容。一句话,制度设计上的弊端制造了无数场政坛风波。因此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弹劾官文,便是其中缩影。

  1864年底,清廷任命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听闻此讯,大哥曾国藩立即修书一封,提醒九弟“湖北军政多出于阍人、仆吏及委员之嗜利者,奏牍则一味欺蒙,深为可叹……沅弟假满出山,与各邻省督抚共事,亦必龃龉者多,水乳者少。”

  曾氏下如此判断,实与湖广总督官文有关。官文,满洲正白旗人,咸丰五年出任湖广总督,在位达十数年。其“无过人之才”,诸事决于家奴,时人称湖广总督府有“三大”:妾大、门丁大、厨子大。如此无能之辈,缘何安坐高位?原因在于湖北居天下要冲,控扼长江,中央必须安排心腹之臣。官文身为满人,且听话,自是最佳人选。官文上任后,与湘军屡生不谐之音。先是官不配合曾国藩战略部署,后险些将左宗棠整死,故“湖南帮”对其绝无好感可言。后来“搞定”官文的,是继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起初胡倍感掣肘,心生弹劾之意。幸好属下阎敬铭一语点醒:“夫督抚相劾,无论未必胜,即胜,能保后来者必贤耶?官文心无成见,兼隶旗籍,每有大事,正可借其言以伸所请。”而官文身边幕僚亦建言:“今天下大事专倚湘人,公若能委心以任,功必成、名必显。公为大帅,湘人之功皆公之功,何不交欢胡公,而为一二左右所蔽乎?”于是双方心照不宣,官态度阴骤转晴,胡更是顺水推舟,时常将省库财税结余私赠官文,甚至不惜讨好其小妾,请其母将之收为义女。于是“林翼所言,文无不从;文所请,朝议亦无不从”。不过官胡之交,实乃利益驱使,并非志同道合,故曾国藩断言“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

  果不其然,胡氏殁后,继任者屡遭官文收拾。曾国荃到任伊始,极力表示愿“与督臣官文同心协力,共济时艰”。奈何汝虽有意,彼却无情,曾很快感受到湖北官场之险恶。

  当时湖北布政使唐际盛与曾国荃之挚友黄南坡有过节,曾国荃来鄂,唐生怕其替哥们儿寻仇,于是私自代官文拟一折子,建议朝廷不给曾巡抚印玺,只护卫鄂省军事。官文认为不妥,并未采纳。然唐一计不成,再生一招,居然将此折寄到了湖南,广为散播,造成官文阻挠老九赴任之假象。曾国荃得知此事原委,勃然大怒,与唐从此结下梁子。之后唐又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从而将军权牢牢收入掌中。此事令曾怒不可遏,“查国家定制,巡抚本应提督军务,从未有别加帮办之名”,于是,曾决心杀鸡儆猴,入鄂才两个多月,便使用专折奏事(此乃督抚与皇帝之间的秘密沟通渠道,可起到控制封疆大吏与进行紧急决策之效),弹劾唐际盛,要求将其“立予罢斥,永不叙用”。同时曾顺带还点了官文一句:“督臣秉性宽厚,年已七旬,大事则任其挟持,小事则听其蒙蔽”,不啻当着最高层扇了官文一耳光。

  搞掉了自己的看门狗,还在中央高层那里被打小报告,向来吃软不吃硬的官文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因此曾国荃在湖北愈加难以开展工作。军旅出身的曾国荃自然不会认怂,八月二十六日,他再上《劾督臣疏》,密陈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等罪状,以五百里加急的速度进呈两宫。

  既然曾国荃不善伪装,便唯有同官文死磕。往昔督抚相残的剧情,再度上演。

  替老九“擦屁股”

  曾国荃与官文缠斗正酣,可着实愁坏了大哥曾国藩。

  在写密折前数日,老九曾向大哥吐槽湖北政界黑暗,并表露弹劾之意。曾国藩自然主张以和为贵,弹劾一事“请暂置缓图”。若执意为之,一来即便“幸而获胜”,也必定引来兔死狐悲,触动了湖北官僚集团的共同利益。曾氏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正所谓“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倘图一时痛快,参了官文,“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威威招风之象见矣。”二来退一步为湘军着想,老九非要搞官文,那么“人皆疑兄弟熟商而行”,则终致百口莫辩,而大哥“愈不能轻轻隐退矣”,本已处于是非旋涡中的湘军弟兄们必受牵连。故曾国藩希望老九消停一点,“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后,再行轰轰烈烈做去”。

  按理说曾国藩话说到这份儿上,应能制止老九莽撞之举,谁知曾国荃这次铆足了劲要同官文决一雌雄,几天后,密折便已摆在两宫与恭王桌上。九月初六,曾国藩终于得知老九未听劝告,弹劾密折已造成朝野热议。这下又轮到他给弟弟善后擦屁股。

  对于老九,曾国藩自须批评教育。对于官文,曾国藩只得厚着脸皮向其极力示好。当时官北上进京接受中央调查,坐船经行扬州,而曾国藩亦顺道南下扬州,并事先致函表示歉意,愿设宴请和。待官文抵扬,曾之嫡系丁日昌、程恒生等人居间说合,曾更是在岸边迎候,然二人见面竟无一句寒暄。后来扬州本地司道官员设席款待二位大佬,曾如约而至,官却始终未露面。可见官文对被劾一事依然耿耿于怀,但尚不致同曾决裂。

  进京后,官文即遭革职交部议处。不过很快改为罚俸十年,简任直隶总督,继续做封疆大吏去了。须知一品官员一年俸禄不过二百一十五两,罚去十年,也仅区区两千余两,而总督一年的养廉银便高达一万五千两之巨,所谓罚俸徒有其表而已。难怪曾国藩慨叹朝廷“公道全泯,亦殊可惧”。

  朝廷之所以缺乏“公道”,说到底还是跟曾老九的折子有关。在奏折里,曾指出官文曾经“贿通肃顺”,乃肃党余孽,这戳中了两宫及恭王神经最敏感之处。当年叔嫂联手诛杀肃顺,惩办骨干,已使整个军机处大换血,引发政坛大地震。故只抓祸首,不究余党,可谓既明智亦无奈。若沿着曾老九所供线索查下去,得到的答案恐怕不单单是肃党余孽而已,很有可能牵出辛酉政变之不堪事实。这无异于揭昔日老底,给自己挖坑。叔嫂三人对己之发迹史向来讳莫如深,在该问题上是具有高度政治共识的,故替官文撇清“肃党”嫌疑,其实也就等于给自己严守隐情。故而叔嫂不容许他人翻旧账,况且官文作为满人,过去颇有功勋,从轻发落便顺理成章。

  来而不往非礼也,虽然保住了乌纱帽,却丢失了经营长达十多年的地盘、人脉与资源,官文岂能善罢甘休?转过年来,他便指示御史佛尔国春狠狠参了曾国荃一本。加之彼时剿捻不利,老九好生郁闷,曾国藩劝他“从此反求诸己,切实做去,安知大堑之后无大伸之日耶?”

  1866年5月,曾国荃再度称病离职。这一蛰伏便是八年。光绪元年,老九二度复出,此后官运顺遂,享太子太保之衔。“大堑之后乃大伸”,大哥说的话终究应验。

  搅了恭王一盘好棋

  素与湘军交情不错的恭王,为何不替老九说话?除了掩盖政变实情,还在于曾国荃的奏折搅黄了其人事安排上的一盘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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