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内总管的伏法之路：清末安德海案及权争

　　同治八年(1869年)，本应是晚清洋务新政期间一个不起眼的年份。这一年，发捻余部已渐被剿灭殆尽，左宗棠在西北战场势如破竹，不时出现的各地教案皆无碍大局，福建船政局研制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首次试航下水。好像一切都在预示当年是“无风无雨也无晴”。

　　但就在入秋之际，山东突然传来一则重磅的爆点要闻：巡抚丁宝桢将大内总管——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安德海就地正法!此讯一出，竟引来朝野内外一片赞誉声。为何区区一个省部级官员敢于“太后头顶动刀”?又为何此事件会令几乎各派势力交口称颂?打掉大内总管这只大老虎的背后究竟隐含怎样之玄机?

　　祖制上的缺口

　　终清一代，鉴于历代阉党擅权之教训，统治者对于宦官问题，一直极为警惕。宦官，也叫太监，历代又有寺人、阉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别称。宦官制度代代相沿，寄生于数千年之世袭皇权之上且日益畸形蜕变。远在周朝，宦官便已出现。降至秦朝，便已出现史上最早的宦官专权局面。自东汉始，宫廷才“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其后汉、唐两朝宦祸连绵惨烈，“阉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来，人尽知之矣。”明朝肇建，朱元璋召集群臣，制定刑法，严禁宦官专权、预政典兵，并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禁令铸成铁牌，悬于宫门，表达不得重用宦官之决心。然太祖甫一撒手人寰，宦官们的春天便不期而至。说到底，实乃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在夺取帝位之时深得宦官的大力支持，即位后又遭故旧重臣之排拒，故其愈发依赖甚或宠幸宦官，给予他们出使、专征、监军、刺探等大权。之后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等人专权腐化，至明末宦官魏忠贤更是专断国政，遍植私党，宦祸可谓达于极点。因而《明史·阉党传》评曰：“明代阉宦之祸酷矣，其去汉、唐何远哉!”日本学者寺尾善雄认为明代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实不为过。

　　宦官得以擅权，最为关键一点是权力斗争之需。正因权力之巅不胜寒，帝王时常对身边的将相王侯，甚至兄弟、子女、妻妾、外戚皆无法完全信任。相比之下，宦官“无后”、位卑身贱、见识不高、威胁较小。因此宦官成为帝王或皇室监控他人或进行政争之工具。一言以蔽之，每当传统政治结构出现问题之时，如宫廷斗争、君臣不和、帝弱后强、主少国疑等情形，那么太监则往往充当隐秘而重要的角色，分享甚至僭越皇权。

　　清朝入关，沿袭明制，额定宫中太监千余名，归属内务府管理，后数目陆续增加，最多时超过三千人。顺治帝有感“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之故事，严防宦官专权干政。在一次朝堂议事会上，专门讨论太监管理问题，顺治认为“此等小人只可供洒扫之役，不可援为心腹而亲近之”。不久，一套严格约束宦官的规矩明文颁布：

　　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三、不许招引外人;四、不许交接外官;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从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

　　两年后，顺治帝又命工部将严禁太监干政的上谕铸成铁牌立于宫内交泰殿门前，以示警戒。

　　即使如此，顺治朝仍发生太监越权案件。顺治十一年(1654年)，宦官吴良辅等以内务府事务繁多，须分设机构办理为由，奏请设立十三衙门。顺治帝虽批准设立，但从未放松对宦官的警惕与防范。他常说：“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周始具其职，秦汉以后，典兵干政，流祸无穷。”不出其所料，吴良辅以十三衙门为大本营，广招党类，恣意妄行，“内外各衙门事务，任意把持”，“权势震于中外，以窃威福”。顺治以迅雷手段将其处死。康熙即位后便下令裁撤十三衙门，后设立“敬事房”，隶属内务府，掌管宫内太监事务。此外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还确定太监官制品级：定总管为四品，副总管为六品，随侍首领为七品，宫殿首领为八品。乾隆七年(1742年)，规定宫中则例:“凡宫内等处太监官职，从现今四品为定，再不加至三品、二品以至头品。”从此，太监官职最高四品，遂成定制，永以为例，以后皇帝，传为家法。如此一来，一个太监纵使再有能耐，熬到头顶多也不过是个副局级，绝难染指中枢大权，势必有利于约束其对朝政的影响力。

　　可见自顺治起，至道光朝的二百年间，因为数代皇帝一贯抑制太监的政策，宦官势力受到严厉管控，基本杜绝其干政之路径。然一旦政局发生变化，最高层的权力格局出现紊乱，太监们便会觅得可乘之机。咸同两朝，先是帝弱臣强，接着肃顺诸人与叔嫂两大政治集团对峙，之后叔嫂共治又化作两宫同恭王博弈，大权始终未能握于某人或某集团之手。加之太后垂帘，不便亦不当直接预闻朝政，于是太监即成为居间代行部分权力的“经理人”。中枢权力来源的多歧与善变致使政治格局不甚稳定，这自然导致部分家法难以贯彻乃至虚悬，清朝祖制上出现了一丝缺口。

　　官场中的两极

　　祖制上的缺口，意味着某些权力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三不管地带”往往有利可图，玩“擦边球”高手安德海得以乘虚而入。

　　安德海，直隶南皮人。他大约在咸丰元年(1851年)自阉入宫，年仅十岁，故人称“小安子”，因在家中排行第二，得势后人们遂称其“安二爷”。由于安为人“艺术精巧，知书能文”，熟读《论语》《孟子》，多少有点文化水平，加之极善察言观色、阿谀逢迎，入宫后很快跻身咸丰的御前太监。叶赫那拉氏获选进宫后，为博取皇帝宠爱，着意对安德海进行笼络安抚，关照有加。安氏眼瞅着叶赫那拉氏日渐受宠，并生下皇子载淳，于是死命巴结，有求必应，不时透露咸丰的日常信息。

　　安德海真正被慈禧倚为心腹还是在“辛酉年打虎”的时候。当时慈禧、恭王分别身在热河、京师两地，无法随时沟通政情军情。这次安德海把赌注全部押在慈禧与恭王身上，不惜扮姑娘、装难民，彻夜不停歇、日行数百里，两度冒死潜伏回京，向恭王密报热河局势，为叔嫂打掉肃顺计划牵线联络。故政变成功后，安氏便由六品太监一跃成为四品太监，时年不过二十出头。

　　正因居功至伟，所以有恃无恐。安德海此后的举动堪称“霸道”。首先，他居然压恭王一头。终日追随西后，安深知慈禧颇为忌惮恭王，担心其尾大不掉，故其找准时机便挑拨离间，促使叔嫂关系恶化。1865年罢黜恭王时，安德海替慈禧四处运作，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不亦乐乎。经此一劫，恭王对安德海可谓恨之入骨。

　　其次，安德海甚至不把同治小皇帝放在眼里。早在同治年少时，安太监便与其结下了梁子。依仗西后撑腰，安德海平日里看谁不爽，便巧舌如簧、说人坏话。彼时小皇帝也是十几岁的孩子，早已洞悉宫中情势，暗下决心，来日必杀此太监不可。后来慈安和恭王也知道了小皇帝的心思。

　　当然，安德海最招官场公愤之举，还要说是飞扬跋扈，腐败不堪。作为总管，安德海最大的职权便是负责宫中日常事务，其中油水极大。安氏巧立名目，常借两宫看戏、工程营造、政府采购等机会中饱私囊，大肆渔利。早在同治三年，御史贾铎便上折揭露安德海之罪行。其后又有御史数次弹劾安德海，皆被慈禧一一化解。正因太后罩着，安氏告不倒、查不着，遂更加放肆。据说同治七年冬，安德海在京师最大的酒楼前门外天福堂大酒楼张灯结彩，大摆酒宴，正式娶徽班唱旦角的年方19岁的美人、艺名九岁红的马赛花为妻。慈禧为表示宠爱，特地赏赐了白银一千两，绸缎一百匹。太监竟也能娶妻，此事在京城大街小巷也迅速传播开来。想必此时此刻，不知多少人欲图取安德海之首级而后快。

　　若要安德海脑袋搬家之人，须是手腕强硬之辈，于是丁宝桢应时而出。丁氏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咸丰三年进士。虽出身科举，但丁氏却半生戎马倥偬，咸丰四年、六年，其在平远、平越等地镇压苗民起义。后左迁山东按察使，参与追剿捻军之役。而且更难能可贵之处，丁氏为官刚直不阿，算得上软硬不吃的严吏。

　　安德海与丁宝桢，实代表了彼时政坛官吏形象之两极，二人一旦相遇，必然势同水火。

　　刑刀下的家法

　　杀一名宫廷总管，没那么简单!

　　自古国人深受历代“青天老爷”演义的熏染，往往认为清官们可以出于正义，不顾头顶乌纱帽，冒死斩杀各路贪官污吏。这实在拉低了“清官们”的智商与情商。无论何时何地，处决一名朝廷显宦，都如同打牌，既要看牌技，又当赌牌运。丁宝桢为官刚直，但也不傻，他必须仔细考量诛杀安德海的时机、成本与策略。所谓“时机”，表面上指安德海须路过山东，丁方能在辖区内将其擒获处置，私底下尚需摸清朝堂之中尤其是恭王诸人的态度，只要恭王点头，除阉行动才有胜算。所谓“成本”，诚如丁的幕僚所言，干得好，则“不世之业也”，丁宝桢可恃此功闻名于世，若搞糟了，“不惟贾祸，亦恐转益其焰，而贻天下患”，不光自己丢性命，恐怕牵连甚多，故他必须得到恭王等朝廷大佬的授权。至于“策略”，则属于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了。

　　而此时的恭亲王、慈安等人也面临着一场赌局。1869年7月，安德海征得慈禧同意，以赴广东采购同治大婚龙袍为名，离开京师，一路南下。太监擅离京师，这已触及当年顺治定下的制度红线。有违祖制，按理当诛。然此时慈禧大有揽权于一身的态势，恭王已无议政王职务，万难独自与西后抗衡。于是，慈安成为决定天平倾向何方的那一枚重要砝码。笔者于过往文章中已言及，经过罢黜恭亲王事件，虽不敢对恭王明确表示同情，但慈安实对慈禧专擅之举颇有微词。况且自己再无作为，宫中权威恐将丧失殆尽。因此，慈安决心与恭王联手，迎合群臣之意，以祖宗家法惩治安德海。

　　剩下的问题便水到渠成。恭王通过内线告知丁宝桢，同治皇帝与慈安太后一致赞成诛杀安德海。丁抓紧部署，密嘱德州知州赵新监视安德海沿途行踪，一旦有不法之举，立即捕拿。同时赵新采用夹单形式秘密禀报安的行踪，即使捕杀失败，因是夹单，而非例行公事，不会存卷，安自然不会知晓。很快，安氏罪证便呈上中央：“七月间有安姓太监，乘坐太平船二只，声势炫赫。自称奉旨差遣织办龙衣。船上有日形三足乌旗一面，船旁有龙凤旗帜，带有男女多人，并有女乐，品竹调丝。两岸观者如堵。又称本月二十一日，系该太监生辰，中设龙衣，男女罗拜等……该太监擅自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收到奏折，恰值慈禧不适，慈安单独召集大臣商议，恭王、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皆力主迅速正法安德海，意见可谓出奇一致。另据李鸿藻后人李宗侗回忆，虽平日立场倾向慈禧，但在安德海一案上，李氏极为给力，并请缨草拟谕旨。

　　其间慈安仍心存顾忌，盖印之际尚担心日后西后反扑，好在恭王强调此乃祖制家法，不可违逾，促使其不再动摇。慈禧知道后果然震怒，质问慈安为何不与自己商议。然众意难违，群臣坚称安德海“杀无赦，当就地正法”，且妹夫醇亲王奕譞也据理力争，西后只得勉强签署上谕，“谕令直隶山东江苏各督抚派员查拏，即行正法”。

　　就在上谕寄出之时，丁宝桢已将安德海等20余人秘密押至济南，处以极刑。

　　暗战后的升级

　　若说得再透一点儿，安德海是躺枪于叔嫂暗战之下。

　　诛杀安德海，对于恭王为首的改革力量而言，既是一招险棋，又是一记妙着。他迎合了朝野内外愤恨宦寺弄权之意，形成了一股共识力量，令慈禧敢怒不敢言。然此招之险在于，万一集聚不成“众人打虎”之声浪，栽下去的老虎便有可能是自己，联合宫中的X因素——慈安太后便显得至关重要。故安德海一案，实际上恭王在走钢丝，成或不成，千钧一发之间而已，他拽紧了慈安，裹挟了众意，方才达到目的。

　　经此一战，恭王一石三鸟。一来为自己树立起反腐标兵形象，通过打掉安德海这只成色不差的老虎，客观上为减少腐败存量做了贡献;二来敲山震虎，灭了慈禧的气焰，释放了一口郁积多年的闷气;三来为提高改革增量扫清障碍。恭王打击安德海之目的自然重在争夺权力，但进行政治斗争的最终意图仍在于为洋务新政鸣鼓开道。

　　不过，诛杀安德海亦令许多昔日潜伏的矛盾趋于公开。东西两宫表面的和气已难以维持，一场后宫的内斗不可避免。慈禧发觉小叔子恭王虽遭受罢黜，居然仍蓄势反击，叔嫂斗法将旷日持久。

　　照此看来，恭王、慈安投下了一颗石子，泛起来的却是日后的惊涛骇浪。他们尝到了甜头，也种下了苦果。

　　政争未息，权斗依旧。漩涡中间，风暴边缘，改革又当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