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官场地震之崇厚使法谢罪录 (一)
2016-08-31 11:28 作者:王学斌 来源:中国经营网

  1871年11月23日午间,法国首都巴黎阴云密布,雪花纷飞。清廷钦差大臣崇厚身携国书,乘车抵达爱丽舍宫,谒见法国总统梯也尔。

  宾主双方先相互致意,崇厚随即高声致辞,代同治帝就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向法国表达歉意,“惟望妥当了结之后,两国来往毫无伤损”。“着乌衣,佩一宝星,年近六旬,白发无须,身高四尺”的梯也尔,亦答复道,愿中法两国“永敦和好,往来益密”。礼成之后,彼此鞠躬作别,而远眺宫外,恰见大雪初停。

  如释重负的崇厚心情大好,返回住处后,先与法国友人同饮香槟,又再启夜宴,与下属幕僚畅谈至凌晨。

  顶风而行 前途未卜

  上回说到,1870年(同治九年)初夏的“天津教案”引爆津门官场地震后,为替心腹避祸,恭亲王奕䜣特命崇厚赴法致歉,以暂时脱离津门是非之地。此策既为恭王一手妙招,亦是不得已之举。

  教案发生不久,与法国大使罗淑亚稍一交涉,恭王便感觉事态不妙。往常给人暴躁狂妄印象的罗氏,这次居然异常淡定,对于津门事件,他摆出了两副面孔:一张是“凶神恶煞”,逼迫清廷尽快重惩案犯,甚至彻底清洗天津官场;一张是“故弄玄虚”,但凡言及具体善后措施,“该使臣总以案关重大,必待本国之命而行,非伊所敢干预为词”。

  罗淑亚如此反常,自然令恭王心中起疑,担心对方成竹在胸,若仍任其扯皮拖延,恐酿成不测。于是奕䜣四处打探问计,得知原来罗氏私下与他国多有密议。为避免列强联手,恭王决定先下手为强,“赶紧奏请大皇帝特简大员,亲赍国书,驰赴法国,先尽中国友谊道理”,既可体现清廷解决教案之诚意,又能阻止法国联合他邦之阴谋,同时借机助崇厚金蝉脱壳,诚可谓一石三鸟。

  恭王一折递上,送来东风,崇厚心领神会,顺水推舟,上书感谢朝廷未加严谴,再“仰承恩命,出使外邦,体圣主怀柔之意,笃友邦和好之情,倚畀愈重,报称愈难”。于是他借坡下驴,开列赴法随员名单,要求尽快启程。

  须知在“夷夏大防”之观念仍占主流的晚清,一名朝廷要员居然主动远赴海外谢罪,士林皆视之为奇耻大辱。如内阁中书李如松就托大学士官文代递奏折,暗以两宋故事为戒,指出“遣使报币,徒损国体,于事无济,千古一辙。乃道路传闻,佥谓崇厚出使法国,无论其应对失词,恐为外夷所狎侮,而拘留迫胁,亦足启夷人要挟之气,臣愚以为谋国者,计必不出此也”。

  换言之,崇厚赴法,轻则遭法人轻慢,有伤大清国威,重则蹈苏武覆辙,沦为要挟筹码。李如松此言,是要告诫恭王决策不智,这也代表了众多士人之意。

  况且本为津案重要责任人,崇厚竟可以抛下老迈的曾国藩一走了之,亦让不少湘淮疆臣内心大为不忿。如丁日昌就认为,“崇帅出使亦是一篇极好偏锋文字,但恐远水救不得近火耳”。李鸿章更是为恩师抱不平,“地公(崇厚)知祸机甚速,诿之主人,实由未能先事开导弹压之咎也”,本已先铸大错,然后再做甩手掌柜,出使法国,实不应该。

  李鸿章断言,赴法谢罪之举看上去为“釜底抽薪之计”,不过法国人向来也不是吃素的,“法之君臣恃强好战,各洋官、教士再加怂恿,非崇公所能勾当”,即使运气不错,侥幸与之议和,“伤财亏体必多”。

  谢罪还是扬威?

  众人不愿崇厚出行,他却不得不行。然趋于恶化的津门案情,拖住了崇厚赴法的步伐,他只能协同曾国藩应对危机。1870年7月下旬,见崇厚迟迟未能来京,恭王再次下文催促,“崇厚已派出使法国,自应及早启行。著曾国藩体察情形,如崇厚此时可以交卸,即著该侍郎先行来京陛见,以便即日启程”。

  曾国藩也不是傻子,留住崇厚,自己手中便有一张与恭王讨价还价的好牌,故始终不肯放人。直到9月8日,崇氏仍向总理衙门汇报:“以大局所关,大义所在,自应在津帮同曾国藩殚竭血诚商办,但求于时事少有挽回,不致遽行决裂”。同时他又婉转表达亟欲脱身漩涡之意,“诚如圣谕,自应及早启行,以敦和好而彰大信。奴才早行一日,即可早安外国一日之心,于筹维大局,极有关系”。

  恭王当然知道,曾国藩强留崇厚之实情为何,于是继续下令要人,甚至不惜免掉崇氏三口通商大臣一职,“将关防交毛昶熙接收,毋庸携带来京。津门应办事宜,仍著曾国藩、毛昶熙,懔遵叠次谕旨,妥速办理”。几番过招,崇厚终可离津,而时间也逼近9月底。

  待崇氏聆听完圣训,打点好行装,离开京师,踏上赴法旅程,已是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二十五日。据随员四品兵部候补员外郎张德彝沿途记载,使团一行南下路过天津,“文武官数十员,带洋枪马步兵列队前导。队有黄缎大纛,绣一‘崇’字,并红绸万名伞、四字旗牌、匾额等。乐声盈耳,炮响震天。”等崇厚登上官船,“百官送行。有洋枪马步队暨炮营与练勇千余名,号衣一律,军器整齐,皆声炮举枪,鼓吹跪送,十分威肃。未初一刻开船,后随中华小轮舟一只,名曰‘飞电’,……行至白塘口,有兵数名,伏于炮台,三炮而起”。

  清廷正部级干部出行排场之盛大,仪式之讲究,着实令人咋舌!然崇厚此番破天荒头一遭使法,是为了赔礼谢罪,居然搞得这般隆重,简直给人一种扬我国威的幻觉,晚清官场政治生态之败坏乖张,由此可见一斑。

  与巴黎公社不期而遇

  整整在海上航行三个月后,1871年1月25日,崇厚诸人抵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此时恰逢普法战争进入尾声。自1870年9月拿破仑三世沦为俘虏后,所谓法兰西第二帝国就此崩溃,随即建立了共和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史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然而,普鲁士军队并未停止进攻,继续向法国腹地挺进,至1871年初,巴黎城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当中国使团登岸时,战火纷飞的景象映入眼帘,令他们惊诧万分:“忽闻楼外乐声一阵,出而视之,共兵百余名,乱步而行,有唱者,有泣者,有疾驱者,有缓行者,行人皆击掌而贺。”

  三天后(1月28日),法国普鲁士签订停战协定:法国解除正规军武装,交付二亿法郎赔款,并限期召开国民议会,批准“合约草案”。于此严重民族危机关头,巴黎无产阶级奋勇而起,选出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保卫巴黎。这就是被马克思誉为“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的巴黎公社革命运动。

  崇厚等使团成员,成为唯一一批亲身见证伟大时刻的中国人。据张德彝记录,3月28日当天,法国临时政府“会堂公议,出示逐散巴里各乡民勇;又各营派兵四万,携带火器,前往北卫、比述梦、苇莱暨纲马山下四路,拟取回大炮四百余门,因此四处皆乡勇看守。官兵到时,乡勇阻其前进。将军出令施放火器,众兵抗而不遵,倒戈相向。将军无法,暂令收兵,叛勇犹追逐不已,枪毙官兵数十人。武官被擒二员……叛勇下山,欲来巴里”。

  次日,叛军已杀入巴黎城,“至王宫左万洞坊之铜柱下,约千万人,哗然鼓噪,声言将吏、兵二部大僚,并民勇将军、巴里提督、按察司皆改用其党。各官畏惧,皆避往卫洒等处,巴里遂无主矣。叛勇行令,官兵皆倒举火枪,以示无与战意。人心惶恐,畏其抢夺杀害,富者已经他徙,贫者无以自卫。”

  既然巴黎战火弥漫,崇厚等人递交国书无门,只得暂时避乱于法国西南港城波尔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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