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官场地震之崇厚使法谢罪录 （一）

　　1871年11月23日午间，法国首都巴黎阴云密布，雪花纷飞。清廷钦差大臣崇厚身携国书，乘车抵达爱丽舍宫，谒见法国总统梯也尔。

　　宾主双方先相互致意，崇厚随即高声致辞，代同治帝就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向法国表达歉意，“惟望妥当了结之后，两国来往毫无伤损”。“着乌衣，佩一宝星，年近六旬，白发无须，身高四尺”的梯也尔，亦答复道，愿中法两国“永敦和好，往来益密”。礼成之后，彼此鞠躬作别，而远眺宫外，恰见大雪初停。

　　如释重负的崇厚心情大好，返回住处后，先与法国友人同饮香槟，又再启夜宴，与下属幕僚畅谈至凌晨。

　　顶风而行 前途未卜

　　上回说到，1870年(同治九年)初夏的“天津教案”引爆津门官场地震后，为替心腹避祸，恭亲王奕䜣特命崇厚赴法致歉，以暂时脱离津门是非之地。此策既为恭王一手妙招，亦是不得已之举。

　　教案发生不久，与法国大使罗淑亚稍一交涉，恭王便感觉事态不妙。往常给人暴躁狂妄印象的罗氏，这次居然异常淡定，对于津门事件，他摆出了两副面孔：一张是“凶神恶煞”，逼迫清廷尽快重惩案犯，甚至彻底清洗天津官场;一张是“故弄玄虚”，但凡言及具体善后措施，“该使臣总以案关重大，必待本国之命而行，非伊所敢干预为词”。

　　罗淑亚如此反常，自然令恭王心中起疑，担心对方成竹在胸，若仍任其扯皮拖延，恐酿成不测。于是奕䜣四处打探问计，得知原来罗氏私下与他国多有密议。为避免列强联手，恭王决定先下手为强，“赶紧奏请大皇帝特简大员，亲赍国书，驰赴法国，先尽中国友谊道理”，既可体现清廷解决教案之诚意，又能阻止法国联合他邦之阴谋，同时借机助崇厚金蝉脱壳，诚可谓一石三鸟。

　　恭王一折递上，送来东风，崇厚心领神会，顺水推舟，上书感谢朝廷未加严谴，再“仰承恩命，出使外邦，体圣主怀柔之意，笃友邦和好之情，倚畀愈重，报称愈难”。于是他借坡下驴，开列赴法随员名单，要求尽快启程。

　　须知在“夷夏大防”之观念仍占主流的晚清，一名朝廷要员居然主动远赴海外谢罪，士林皆视之为奇耻大辱。如内阁中书李如松就托大学士官文代递奏折，暗以两宋故事为戒，指出“遣使报币，徒损国体，于事无济，千古一辙。乃道路传闻，佥谓崇厚出使法国，无论其应对失词，恐为外夷所狎侮，而拘留迫胁，亦足启夷人要挟之气，臣愚以为谋国者，计必不出此也”。

　　换言之，崇厚赴法，轻则遭法人轻慢，有伤大清国威，重则蹈苏武覆辙，沦为要挟筹码。李如松此言，是要告诫恭王决策不智，这也代表了众多士人之意。

　　况且本为津案重要责任人，崇厚竟可以抛下老迈的曾国藩一走了之，亦让不少湘淮疆臣内心大为不忿。如丁日昌就认为，“崇帅出使亦是一篇极好偏锋文字，但恐远水救不得近火耳”。李鸿章更是为恩师抱不平，“地公(崇厚)知祸机甚速，诿之主人，实由未能先事开导弹压之咎也”，本已先铸大错，然后再做甩手掌柜，出使法国，实不应该。

　　李鸿章断言，赴法谢罪之举看上去为“釜底抽薪之计”，不过法国人向来也不是吃素的，“法之君臣恃强好战，各洋官、教士再加怂恿，非崇公所能勾当”，即使运气不错，侥幸与之议和，“伤财亏体必多”。

　　谢罪还是扬威?

　　众人不愿崇厚出行，他却不得不行。然趋于恶化的津门案情，拖住了崇厚赴法的步伐，他只能协同曾国藩应对危机。1870年7月下旬，见崇厚迟迟未能来京，恭王再次下文催促，“崇厚已派出使法国，自应及早启行。著曾国藩体察情形，如崇厚此时可以交卸，即著该侍郎先行来京陛见，以便即日启程”。

　　曾国藩也不是傻子，留住崇厚，自己手中便有一张与恭王讨价还价的好牌，故始终不肯放人。直到9月8日，崇氏仍向总理衙门汇报：“以大局所关，大义所在，自应在津帮同曾国藩殚竭血诚商办，但求于时事少有挽回，不致遽行决裂”。同时他又婉转表达亟欲脱身漩涡之意，“诚如圣谕，自应及早启行，以敦和好而彰大信。奴才早行一日，即可早安外国一日之心，于筹维大局，极有关系”。

　　恭王当然知道，曾国藩强留崇厚之实情为何，于是继续下令要人，甚至不惜免掉崇氏三口通商大臣一职，“将关防交毛昶熙接收，毋庸携带来京。津门应办事宜，仍著曾国藩、毛昶熙，懔遵叠次谕旨，妥速办理”。几番过招，崇厚终可离津，而时间也逼近9月底。

　　待崇氏聆听完圣训，打点好行装，离开京师，踏上赴法旅程，已是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二十五日。据随员四品兵部候补员外郎张德彝沿途记载，使团一行南下路过天津，“文武官数十员，带洋枪马步兵列队前导。队有黄缎大纛，绣一‘崇’字，并红绸万名伞、四字旗牌、匾额等。乐声盈耳，炮响震天。”等崇厚登上官船，“百官送行。有洋枪马步队暨炮营与练勇千余名，号衣一律，军器整齐，皆声炮举枪，鼓吹跪送，十分威肃。未初一刻开船，后随中华小轮舟一只，名曰‘飞电’，……行至白塘口，有兵数名，伏于炮台，三炮而起”。

　　清廷正部级干部出行排场之盛大，仪式之讲究，着实令人咋舌!然崇厚此番破天荒头一遭使法，是为了赔礼谢罪，居然搞得这般隆重，简直给人一种扬我国威的幻觉，晚清官场政治生态之败坏乖张，由此可见一斑。

　　与巴黎公社不期而遇

　　整整在海上航行三个月后，1871年1月25日，崇厚诸人抵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此时恰逢普法战争进入尾声。自1870年9月拿破仑三世沦为俘虏后，所谓法兰西第二帝国就此崩溃，随即建立了共和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史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然而，普鲁士军队并未停止进攻，继续向法国腹地挺进，至1871年初，巴黎城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当中国使团登岸时，战火纷飞的景象映入眼帘，令他们惊诧万分：“忽闻楼外乐声一阵，出而视之，共兵百余名，乱步而行，有唱者，有泣者，有疾驱者，有缓行者，行人皆击掌而贺。”

　　三天后(1月28日)，法国普鲁士签订停战协定：法国解除正规军武装，交付二亿法郎赔款，并限期召开国民议会，批准“合约草案”。于此严重民族危机关头，巴黎无产阶级奋勇而起，选出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保卫巴黎。这就是被马克思誉为“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的巴黎公社革命运动。

　　崇厚等使团成员，成为唯一一批亲身见证伟大时刻的中国人。据张德彝记录，3月28日当天，法国临时政府“会堂公议，出示逐散巴里各乡民勇;又各营派兵四万，携带火器，前往北卫、比述梦、苇莱暨纲马山下四路，拟取回大炮四百余门，因此四处皆乡勇看守。官兵到时，乡勇阻其前进。将军出令施放火器，众兵抗而不遵，倒戈相向。将军无法，暂令收兵，叛勇犹追逐不已，枪毙官兵数十人。武官被擒二员……叛勇下山，欲来巴里”。

　　次日，叛军已杀入巴黎城，“至王宫左万洞坊之铜柱下，约千万人，哗然鼓噪，声言将吏、兵二部大僚，并民勇将军、巴里提督、按察司皆改用其党。各官畏惧，皆避往卫洒等处，巴里遂无主矣。叛勇行令，官兵皆倒举火枪，以示无与战意。人心惶恐，畏其抢夺杀害，富者已经他徙，贫者无以自卫。”

　　既然巴黎战火弥漫，崇厚等人递交国书无门，只得暂时避乱于法国西南港城波尔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