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官场地震之崇厚使法谢罪录(二)
2016-08-31 11:18 作者:王学斌 来源:中国经营网

  1871年6月初,巴黎公社已遭镇压,因避战火滞留波尔多的清廷钦差大臣崇厚返回巴黎,与法国政府继续办理交涉事宜。然而法国总统梯也尔以内乱未靖为由,迟迟不出面接见,只委派大臣热福理负责谈判。经过数次协商,热福理坚持天津教案尚未办完,如果中方不给出妥善解决之法,崇厚所携清廷国书不能递交。

  崇厚私下揣摩,法方仍对教案处理结果“不甚惬怀,而又无可执定要挟之处,始则貌若撝谦,而意存延宕;继因面未诘询,而故作刁难”。人在海外,无能为力,崇厚深感进退两难,只得拍电报回总理衙门如实汇报。

  一波三折

  于是中法唇舌之争由巴黎移至北京。恭亲王奕䜣一面命令崇厚“镇静以待,勿为所摇”,一面约驻华公使罗淑亚的翻译官李梅到总理衙门晤谈。对于李梅的答复,奕䜣“当即峻词以拒,并诘其不收国书之故”。面对质询,李梅开始打太极,顾左右而言他,一会儿声称崇厚未曾提及此事,一会儿又说“热福理以国书可收,但要求先议别事”。所谓“别事”,无非欲图再加条款,从中要挟。

  洞悉法方之诡计,奕䜣亦亮出底牌,正告李梅“出使一事,早经彼此商定,乃法国竟未接收国书,岂两国和好之道?”况且中国这次派使节赴法,“重在交递国书,不在见与不见”,如果坚持不收,“惟有令崇厚照会法国执政,索一不收国书照复,回京复命”。这不啻将了李梅一军,后者理屈词穷,只得将奕䜣的意思转告罗淑亚。

  与此同时,崇厚又汇报法国兵船正在港口集结,大有东来之势,李鸿章等“亦言法国虽经大挫,而前在中国兵船,从未撤回。且因美国与朝鲜接仗,有另派兵船前来相助之事”。先是拒收国书,又有动武迹象,棘手之事纷至沓来,恭王心若炭烤,焦躁不已。

  远在大洋彼岸的崇厚同样焦躁。虽总理衙门一再催促,法方仍未予回应。无止境的等待无异于示弱,身为太子少保、头品顶戴钦差大臣,崇厚又何曾受过这等冷遇?前思后想,他认为“若不刚柔相济,亦恐难以维持”,干脆任性一把,1871年8月21日,决意带领下属离开法国,前往英、美游历。

  崇氏看似破罐破摔的决定居然收到奇效。本想坐等崇厚服软的法方,眼看中国使团远赴新大陆,不禁大呼失策。毕竟怠慢他国使团,一旦公布于世,很是有损法国的国际形象。崇厚使团刚抵达美国,“法国柏公使来拜,再三强请星使(崇厚)仍回巴里(巴黎)”。眼见目的达到,崇氏见好就收,掉头返法。两个月后,他所携国书顺利递交法方。

  自离开京师始,到最终递交国书,本来水到渠成之事竟因各种阴差阳错、无理阻挠而整整花费了一年零一个月。由此可知,那时候中国在世界列强心目中,到底分量几何。

  “身在曹营”

  综观整部晚清史,一大重要命题便是中国如何走向世界,怎样让世界接纳中国。作为清廷首位出使国外的一品大员,崇厚在海外游历一年有余,这本是他了解西方并深思融入世界之道的良机。然而崇厚使团一行人所考虑的,却是如何拒斥西方,坚守“华夷之别”的高墙。

  不妨以使团随员张德彝为例。张德彝此前三度赴法,并曾出使英、比、俄、美等十国,对欧美文化颇为了解。然而他并未被先进的西方文明所折服,仍执着于儒学。当时日本已频频派人赴欧美学习先进技艺与制度,张氏日记里也时常提到日本人与其同船,“游历泰西,携带大木箱十余只,长皆八九尺,内盛各种机器、火轮”。不过面对蒸蒸日上的东邻,张德彝非但没有担忧,反而处处取笑对方,甚至强词夺理、逞口舌之快。

  比如,有一天傍晚,张德彝与同船几位日本人挑灯夜话,日人更多关心中国军事状况,询问中国军舰数量,张告以“东南海面,炮船无算”。当论及中日所奉宗教时,张曰:“儒教如日月经天,万古不磨;间有奉他教者,不过亿万中之一二而已。”日本人则说:“我国有国教,而以儒教为翼。昔日愚民,崇信佛教,今皆废之”,其教旨贵在“忠于君,孝于亲,自是天下之公法”。其教义之渊源乃“皇祖皇孙,授受心传,施之于政,载之于书”。张认为,日人所谓国教不过因袭中国儒教,于是语带讥讽地说:“夫既知忠于君,孝于亲,即系儒教。贵国由君至民所读者,我国之四书五经也。公言国民皆知,理或然矣。不知贵国先王施之于政,载之于书,其书若何,可与庶民读否?”此言一出,日本人无心争辩,起身告退。

  还有一回,一位英国人在张氏面前夸赞日本,“今日本国学习各国文武兵法,效验极速。贵国亦宜有备,方可无虞。即以诸公所着鞋底论之,足见其蠢笨不灵矣”。张德彝自然嘴上不能服输,争辩道:“即以鞋底观人,其真假虚实,亦可略见一斑。贵国鞋底,必先薄而后厚,虽厚亦只四分之一。日本鞋底,前后实而中空,虽实不足四分之一。皆不如我国鞋底,首尾一律。以之待人,亦必始终如一,不致易辙改弦也。”

  洋人指出清朝官员所穿厚底靴子,不如西式皮鞋轻便,不无道理,恐怕不是有意挑刺。况且他此话当有深意,暗示中国应当像日本一样,改弦易张,全面师法西方。而张却硬要在鞋底厚薄问题上与洋人较真,完全未领会对方借喻内涵,实在是鸡同鸭讲,再次落得个不欢而散。

  因祸得福

  1872年1月26日,崇厚使团一行乘船返抵上海,迎接他们的,依旧是无比风光的巨大排场,“有洋枪队百名跪接,整齐威武,与京中神机营略同……曹营列洋枪队百名,放三连环,起止甚齐。复行七八里至湾头地方,右列王营洋枪队一千,枪声整齐,衣冠一律,旗动角鸣,齐行跪送。”

  崇厚到北京后,更因“成功”出使,博得两宫厚爱,谕令其“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由此跻身权要部门。从处置津门教案不当之罪人,到成为不辱使命的功臣,崇厚之境遇堪称创造了晚清官场奇迹。

  殊不知,他无非给清廷编织了一幅和睦幻象而已。若不积极筹划应对西人之策,待法国从巴黎公社“内乱”中恢复元气,等待清朝的,将是更大的一场噩梦。这恰恰应了知名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的一句话:“世界既走向中国,中国势必要走向世界,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却十分崎岖和艰难。”

  这时候的崇厚,果真是官阶甚“崇”,靠山愈“厚”。不过借此津门大案,坐收渔翁之利的非仅崇氏一人。就在其赴法之际,一名淮军将领跻身直隶总督高位,一个属于他的时代即将开启。他就是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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