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腐标兵到反面教材 —大清高官陈孚恩的官场沉浮

　　同治十一年(1872年)夏，一个久已淡出官场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众人视线：陈孚恩。

　　陈的名字出现在大清中央一条极为简短且颇耐人寻味的上谕中：

　　予伊犁殉难已革尚书陈孚恩眷属四名口分别旌恤加等。

　　要知道，倘在十几年前，陈可是大清官场内声名显赫、大有作为的领导干部，曾先后出任礼、兵、刑、户、吏五部尚书，并一度入值军机处，参预军政机密。然而，此短短一句旨意，释放出来的信息却格外诡异：既然前朝重臣因守卫边疆而殉难，为何仅抚恤其家眷，对陈之功劳只字不提?更奇怪的是，陈氏之死实际发生在同治五年(1866年)，阵亡已达六载之久，朝廷方才下旨提及此事，为何如此滞后?

　　此旨颁布后，无论官界，抑或士林，皆反应极其冷淡。问题来了，陈孚恩缘何这么不受待见，人已去事仍未了?

　　从“官二代”到反腐标兵

　　陈孚恩，字子鹤，号少默，江西新城人。陈出自名门世家，“乾嘉道年间，一门七进士，九乡榜，为邑之冠，称望族”。其父陈希曾更是高中一榜第三名，揽下“探花郎”之誉，官至工部右侍郎。正因家学深厚，陈孚恩科场可谓一帆风顺，他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次年朝考一等，获授吏部主事一职，开启了仕宦生涯。

　　名为“官二代”，然陈孚恩之父早于1816年便已离世，故其实际并无家庭背景可资凭依。况且吏部主事仅仅是个七品小官，按“京师习惯，以吏、户二部为优选”，虽说自古选拔与考核官员及主管财政的两大部门肥缺多、易升迁，但若想仕途顺遂，官拜枢廷大员，常例必当拜码头、找靠山。陈氏不仅智商高，情商亦高，对官场的各种明潜规则谙熟于心，十几年内数度升迁，四十出头便位居工部侍郎，俨然已是大清朝的副部级领导。陈氏所依附之人，便是终道光一朝恩眷不衰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当时穆彰阿于朝堂之上可以忽悠皇上，隐掌国策，在科场之内又能物色英才，培植羽翼，故其在朝野内外、大江南北编织了一张无形的人际网络。通过这张网，穆不仅可以控制京内言路， 还可以左右京外舆论。诚可谓左右全局，进退自如。因此谁若傍上穆彰阿这艘大船，今后自不必再担心宦海汹涌风浪。

　　陈孚恩与穆氏结缘，当从军机处讲起。在吏部任职一段时间后，陈有幸进入军机处挂职锻炼，担任负责日常庶务的章京。日子一久，执掌军机处的穆彰阿自然关注到这位聪明机敏、办事干练的年轻人，欲将其引为心腹，因此多加关照。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大臣王鼎“闭户自缢，冀以尸谏”，以期警醒迷梦中的道光帝。王鼎此举势必对“穆党”不利，恰好陈孚恩奉旨处理此事，他迅速拿出处理方案，毁灭王鼎上奏皇上的奏疏，并且软硬兼施，令王鼎之子王沆同意掩盖尸谏真相，穆彰阿毫发无损，王鼎之死可谓种瓜得豆。

　　交上了分量十足的“投名状”，穆氏对其愈发倚重，陈氏自此便搭上了升职直通车，“二十七年，调署兵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一位汉族官员，四十五岁便可以自由出入军机处，这在彼时官场并不多见，可谓中年干部中之佼佼者。

　　让人更为赞叹的是，作为穆氏的得意门生，陈的演技可谓丝毫不输于乃师。就在升为兵部侍郎的当年，他便上演了一出精彩的“政治秀”。一次，陈与另一位副部级同僚柏葰一道赴山东巡视吏治，查处时任山东巡抚崇恩“库款亏缺、捕务废弛”，于是起草弹劾奏折，一举打掉这只“省级大老虎”。拿下崇恩后，陈还特意申请暂署山东巡抚，表示愿继续澄清该省官风。待返回中央，向道光帝汇报工作时，陈宣称在山东办公期间，自己不接受公款宴请，不拿公家礼物，更不私自挪用省库银两。这让趋于衰老昏聩的道光帝分外高兴。须知彼时官场贪腐成风，群吏习以为常，估计皇帝也是心知肚明，好不容易盼到一个不爱财的，他喜出望外，决心将其树立为全国廉政建设的典型标兵。于是道光赏给陈“头品顶带”，并赐予“紫禁城骑马”的特权。更加堪称异数的是，道光还用御笔手书“清正良臣”四个大字，又装裱完善制成横匾，挂在陈孚恩家中。细数整部清史，这等例子亦是凤毛麟角。

　　两载后，陈孚恩在反腐战线上又立新功。他收集到山西巡抚王兆琛贪腐的确凿证据，将其一举抓捕，“逮京治罪”。如此给力的表现让晚年道光赏识不已，先给陈调至工部过渡，代理尚书职务，很快又让其出任刑部尚书，解决了正部级待遇问题。最后还令陈正式入值军机处。

　　凭借一座靠山庇荫，两位省长落马，陈孚恩算是攀至个人仕宦之顶峰。

　　党派之争的牺牲品?

　　权力让人发疯痴狂，亦能使人得意忘形。陈孚恩也难免疫。

　　1850年，道光归天。在遗命中，道光规定取消自己享受太庙祭祀之资格。就此皇族大事，新皇帝咸丰问计于朝堂群臣。围绕该问题，不足五十即身居高位的陈孚恩竟然当着皇帝与众臣之面，于殿前同宗室载垣争吵起来，着实有失体统。事后，载垣认错态度诚恳，毕竟还是皇族，仅处以罚俸半年。而对陈，咸丰则认为其“为广言起见，于大体殊属乖谬”，“著降三级留任。准其抵销”。新帝甫一登基，便吃了一记杀威棒，陈委实感觉不爽。然而还有更令陈意想不到的事情。为了表示对处罚结果的不满，陈不久便递上辞呈，表示母亲年事已高，需要返乡侍奉。此举正中咸丰下怀，其早对“穆党”一派心存忌惮，欲图除之而后快。既然陈自投罗网，咸丰也不客气，立即批准陈的申请，准其养亲回籍。拿到圣旨，陈氏方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在新皇帝心中，并非想象中那么重要。

　　此时陈如同哑巴吃黄连，纵有千般委屈懊悔，也无法说出。只得收拾行李，回江西养老。半年后，咸丰以“保位贪荣，妨贤病国”之罪罢免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并逐步清理朝内的穆党骨干。陈因辞职之故，免于追究，可谓因祸得福。

　　回到故乡，陈也没闲着。当时太平军已蜂起东南，江西成为战争重灾区。于是清廷下旨令陈“帮办防堵团练各事宜”。陈氏亦不辱使命，协助几任巡抚固守城池，立下大功。到了咸丰七年，处理完母亲守孝事宜，陈赴京述职，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

　　不知何故，很快山西道御史钱桂森便递上奏折，认为“前任尚书陈孚恩才识优长，请赐擢用”。看到有人居然推荐昔日穆党红人陈孚恩，咸丰怒火中烧，劈头盖脸便是一番斥责，认为钱“非受人所嘱，即有意市恩。所奏实属荒谬”。钱非但没给陈加分，反倒招致皇帝动怒，并怀疑二人事先私下有所串联，不免给人以拉帮结伙之嫌。故钱桂森也被视作“不胜御史之任”，“著回原衙门行走，以示薄惩”。

　　处于如此不妙形势，那蛰伏已近八个年头的陈孚恩，能否再回中枢呢?

　　逆袭成功，疯狂贪腐

　　没过多久，陈孚恩居然逆袭成功，“以头品顶戴署兵部侍郎”。

　　为何之前对陈极度反感的咸丰会允许其重掌要害部门?《清史稿》给出了答案：“初，孚恩以议礼忤载垣、端华、肃顺等，及再起，乃暱附诸人冀固位。”一个“暱”字，活脱脱展现出陈孚恩对肃顺等人谄媚之殷，讨好之勤。正是投身于肃顺门下，陈孚恩东山再起，先后出任五部尚书。

　　关于陈如何取悦肃顺，后世掌故颇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则。第一则讲肃顺每天早晨起床之前，都要在屋里饮人参汁一杯，有小内侍专司其事。肃氏所用饮具“为和阗羊脂玉所制，文宗赐也”。一日，小内侍一时手误，打碎了玉杯，心中登时大惧，打算一走了之。这时一个老太监出主意让他求助于陈孚恩。于是陈贴耳几句，密授一招。小内侍依计行事，“黏以胶，次晨仍贮参汁以进，甫揭帐，即惊呼仆地而掷杯焉。”肃吓了一跳，急忙询问。小内侍随即对曰：“适见爷两鼻孔中有黄气二如龙状，长五六尺，故不觉骇而碎杯也。”因请死。肃曰：“速起，毋妄语，何惧为?”竟然不问碎杯事。据说“肃自是隐然以为有天命焉”。第二则涉及肃的另一大癖好。肃顺喜欢收集西洋金花鼻烟壶。陈孚恩同满人荣禄家是故交，知道荣家有几个精品鼻烟壶，于是上门求索。荣母念及多年交情，尽数送给陈。陈得到后立马转赠肃顺，并告之此物来自荣家。孰料这肃顺欲壑难填，居然仍派人上荣家继续索要。迫于无奈，荣禄只得据实告知，家里已无此物。索要不成，肃顺十分不爽，认定荣禄是厚于陈而薄于己，时常假公济私，给荣穿小鞋。又一次，肃听闻荣禄家有良驹一匹，乃新疆特产，中原罕见，于是命人来要。荣禄早就受够了肃的贪婪，一口回绝了对方要求。这让肃顺恼羞成怒，很快便在一次公务会议上假借事由，当面训斥荣禄，并扬言要对其重重惩治。当时荣禄还是个正义感很强的青年，既然你肃顺容不下我，那索性不伺候你了。荣禄立即交上辞呈，闲居避祸。

　　当然重出江湖的陈孚恩，为保住权力，除了善于投肃顺所好外，还有意磨掉了自身棱角，将迎合趋避、揣摩圆滑之术练就得炉火纯青。咸丰九年，同为肃顺心腹的郭嵩焘奉命到山东查办海口税务，延聘当地贤能士绅经理厘局。孰料僧格林沁与之为难，奏言士绅滋事，朝廷果然下旨逮捕参与此事人员。郭颇为愤慨，于是回京向陈求助，希望其主持公道、仗义执言。陈立即表示不愿替其出头。郭自然气不过，追问：“然则置诸绅不顾乎?”陈冷冷答道：既然朝廷已有成命，殊难收回，何必为了几个士绅与同僚伤了和气。说白了，你好我好大家好，才能保住头顶乌纱帽。

　　坐稳了官位，昔日的清廉楷模、反腐先锋也逐渐走上了敛财之途。除去做官，陈平日对名人墨宝兴趣甚浓，但历代大家书画往往价钱皆不菲，即使官居一品，单靠朝廷俸禄也是囊中羞涩、望洋兴叹。然而陈却藏有不少精品，时常邀人来家中赏玩。如一次郭嵩焘赴陈处，“观恩荫堂所藏书画扇面各十，石庵相国书行楷各种，瑛梦禅宝绘山水竹石，各极其妙”。能将此等佳作据为己有，若不是以平日里索贿所得购置或径直收取雅贿，实在不知他尚有何种办法。

　　“带病”继续活跃在反腐一线，陈难免会遭遇尴尬的“乌龙事件”。咸丰八年，陈协助肃顺审理戊午顺天科场案。调查案件过程中，陈发现自己的儿子陈景彦也参与索贿，牵涉其间。陈立马给皇上写信表明立场，要求严肃处理逆子，并自请回避，不参与整个案件的议处。此时的咸丰凡事都听肃顺的，自然没按陈的意见办，而是曲加回护，对陈的失察责任，仅象征性地予以行政降一级处分，但允许用以往功绩抵销。这真称得上是轻描淡写了。

　　对陈氏依附肃顺肆意妄为之情形，郭嵩焘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致信陈孚恩，委婉规劝，但对于嗜权如命的陈氏而言，郭的奉劝他哪里听得进去?

　　只是陈孚恩万万没想到，自己所依托的第二座靠山，倒得如此之快!

　　人去事未了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4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逃往热河，病笃将死。以肃顺为首的“八人帮”火速召陈孚恩赶往热河行宫，想必是有要事相商。而当时京师满汉诸多大臣，只有陈一人先赴行在，由此可见肃顺对其之倚重。

　　不过昨日之信任，却成为今日之罪证。两宫太后与庆亲王发动辛酉政变，一举打倒了“八人帮”，肃顺倒台，陈孚恩也难逃此劫。两宫及恭王给其定下了四大罪状：其一，陈是肃党骨干成员。“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满汉大臣中，惟令陈孚恩一人先赴行在，是该尚书为载垣等之心腹。即此可见。”其二，陈专事谄媚，行径卑劣。其三，陈曾参与肃顺的政治阴谋。在查处肃顺家产过程中，搜出多封“陈孚恩亲笔书函”，可见“其与肃顺交往密切，已属确有证据。若不从严惩办，何以示儆将来”。其四，陈还是位假道德典型。之前道光赐给他的“清正良臣”匾额，必须“著即行恭缴”，以儆效尤。

　　既然陈孚恩作为一品大员，“声名如此狼藉，品行如此卑污”，等待他的结局自然便是“将该革员寓所赀财严密查抄”“革职永不叙用”和“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即使后来陈在新疆不遗余力地协助伊犁将军筹饷练兵，甚至为国捐躯，也无法换来慈禧等在位者对他的原谅与怜悯。

　　《荀子·大略》篇中有言：“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无论两宫，还是恭王，心里都清楚得如同明镜一般，“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像陈孚恩这样两面骑墙、表里不一之肃党余孽，是万万不能为其翻案的。不妨再看看《清史稿》对陈氏的盖棺定论：

　　如陈孚恩者，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沦绝域而不返，宜哉!

　　人虽死，但事未了，陈孚恩作为反面典型,将会一直出现在慈禧与恭王执政时期清廷官方反腐打虎的话语体系之中。个中缘由，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