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成立，接管国家权力。
8月21日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撤销，总统戈尔巴乔夫恢复权力。
8月23日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发命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当晚18时30分，苏共中央大楼正面的党旗被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红白蓝三色旗代替。
8月24日
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8月2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终止苏共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至此，仅仅用了10天，具有93年历史、执政73年、拥有15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就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国家，改变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当人们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时顿感错愕。21年前的“8·19”事件中，三名青年在民众保卫宪法体制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斗争中失去了生命。21年后，来到他们的纪念碑前祭奠的只有寥寥1000多人。21年前的那一事件是年轻的俄罗斯民主在民众护佑下取得的一场伟大胜利。21年后，当局和大部分民众都选择了沉默，尽管俄罗斯的立国之本就是自由民主。
对“8·19”事件的纪念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回望苏联改革和解体的契机。一望之下，历史与现实的反差实在太过巨大。当年曾热切保卫民主的俄罗斯人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混乱的改革之后为自己选择了普京的威权统治，容忍他姑息对记者的暗杀，接受他摆布司法。当那个以恐怖维持统治、以洗脑维持忠诚的帝国分崩离析之时，前苏联民众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那群敢于斗争的人们一边。他们走上街头，劝说军人们不要助纣为虐，他们为民主势力的堡垒加上一圈圈的保护，只求它可以屹立不倒。但如今，曾经的民主派成了人们眼中的罪人，在许多领域恢复苏联特征的普京反倒成了许多人眼中的英雄。
俄罗斯人用20多年的时间演绎了一出政治立场上的荒诞剧。这出大戏的一个重要起点便是那场失败了的政变——“8·19”事件。当21周年的纪念日来临，如今饱受打压的俄罗斯反对派举行集会，以纪念在那场事件中俄罗斯民主对保守势力的胜利。只是，相比于人们的选择性沉默，寥寥1000多人的集会显得过于单薄。
炮筒上的玫瑰
那场政变让前苏联民意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得以体现。当苏军坦克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之命进入莫斯科市区，迎接他们的是民众的阻拦。老百姓十分清楚那个委员会要让国家掉头向后走。他们把运兵装甲车团团围住，指着士兵的鼻子大声指责，并把遮住车号的复写纸撕得满地都是。第二天，当高级将领列别德率领坦克部队宣布倒戈，人们则送来香肠啤酒供士兵们享用，姑娘们与士兵并排坐在坦克车上聊天，坦克炮筒上插着玫瑰。
在白宫围墙后面的院子里散落着面包和香肠。大家知道，坚持在白宫里的人是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相抗衡的人们，是总统戈尔巴乔夫杳无音讯时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俄罗斯民主的保障。为了让这群人不被饿着，民众便把家里的面包香肠从围墙外扔了进去。
苏联人用这种最为直接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态度。谁都清楚，经历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当下”要远远好过那个到处充满恐怖与防范的从前。毕竟，崇尚自由是人的天性。
在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解冻》中，坐了17年牢的那位老爹重获自由后毫无禁忌地与人谈论政治话题，丝毫不在意众人带着惊恐语气的提醒。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分明展现了一个坐牢已经不再是耻辱、甚至不再让人害怕的世界。而当前苏联自1985年开始踏上最后的旅程，不再害怕禁忌的人越来越多，不怕坐牢的人也越来越多。就像俄罗斯著名新闻人谢尔盖·斯特罗凡诺夫回忆自己友人曾说过的一句话：“坐牢就坐牢，那又能怎么样?!”
或许这正应了那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那时的苏联确实已经到了无法再用恐怖对付民众的时候。而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真的揭开了体制身上所笼罩的恐怖封印。民众可以花半个卢布旁听苏维埃会议，甚至在会议上指着代表的鼻子大骂也没关系。放到以前，克格勃的手铐早就等在旁边了。没有人愿意看到国家转回到原先的状态，大家都相信，如今这种可以自由表达、不再有恐惧的状态代表着一个美好的明天。这个前景，值得追求。
所以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国家政权，所有人都清楚他们是要把人们带回原先的那种社会。该支持谁，一目了然。
让世界听到
8月19日的那天早上，同许多人一样，正在度假的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谢尔盖·菲拉托夫也是被人叫醒的。他的妻子告诉他，电视台播了一早上芭蕾舞剧《天鹅湖》了，似乎不太对劲。菲拉托夫起身不久就听到了来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出的命令。他知道，发生政变了。打了几个电话之后，他急忙赶回了莫斯科。一路之上到处是坦克和吵吵嚷嚷的人群。他直接来到了白宫。
白宫内已经聚集了许多对政治敏感的人们，有些是搞政治的，有些却只是普通人。一个30人组成的无线电爱好者小组也赶来，他们知道要想挫败政变就一定要将声音传出去，于是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架设了电台。菲拉托夫将一切看在眼里，深知这短短的几小时意义重大。他组织人向附近军区赶去，一定要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千万不要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轻易调动。
中午时，著名导演梁赞诺夫带着他的新片《天堂》和全体演员来到白宫，他在礼堂给白宫保卫者们放起了电影。
菲拉托夫可没有心思看电影，他想到了各个加盟共和国，他要想办法稳住这些边疆共和国，他们如有异动只会加重动荡。当他与时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的纳扎尔巴耶夫通上话，马上告诉他莫斯科发生的事情，“如果您有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施加压力的渠道，您一定要进行尝试!”菲拉托夫得到了纳扎尔巴耶夫肯定的回答。后来他称，纳扎尔巴耶夫同参加到政变者行列的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通上话了，或许这位哈萨克斯坦日后的风云人物当时也曾为战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做出贡献。
通讯仍是最重要的，因为白宫内的最高苏维埃和保卫者必须将事情的真相传递出去。谁也想不到当时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的国际互联网会在此时小小地露了一手。
那个早上，叶利钦满脸疲惫地从别墅赶到了白宫，他手中是一份刚刚在别墅里起草的《告俄罗斯公民书》。他必须将它发送到全世界，揭穿政变者的图谋。其实，他的亲信在别墅中就已经开始利用传真向外发送这份文件。到了白宫之后，他们更开始加紧尝试，可喜也令人疑惑的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居然没有关闭白宫内的通讯设施。
到了中午，叶利钦直接来到白宫外面的广场上，登上了一辆坦克，向民众发表了讲话。此时，《告俄罗斯公民书》已经世人皆知，大家用掌声欢迎了自己心目中的这位英雄。结果，这场讲话居然还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播放了。作为一场政变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
别墅里的逼宫
“8·19”事件中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在后来被称为“政变者”的这批人是在一个最为特殊的时势之下选择搏命一击的。那时，戈尔巴乔夫刚刚与各个加盟共和国拟定了新的联盟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苏联将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国家。而且只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确认在协议上签字，其他共和国都在观望。早早便得知这份协议的前苏联保守派们开始了意见交流。克格勃首先拿出意见，在这个所谓的“新苏联”中，连他们最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证。第二天，政府工作会议给出了相同的结论。简单地说，执政者们开始担心自己了，并进而担心起苏联来。
而此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克格勃专门为其在克里米亚半岛上修建的“福罗斯”别墅里合家欢乐。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他授权留守的官员们，也就是数天后的“政变者”们，如果那个意欲通过分裂抢班夺权的叶利钦有任何行动可以立即采取雷霆措施。戈尔巴乔夫恐怕怎么也想不到最终所谓雷霆措施会用到他头上，叶利钦反倒成了一条漏网之鱼。
其实，从1983年开始，时任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就意欲改革苏联体制，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让除保守派之外的所有人都看到体制已经难以为继。于是，妥协派诞生了，安德罗波夫是最早的代表。他那篇改革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前苏联知识圈内成为讨论的热点。但安氏的早逝让改革中止，直到戈尔巴乔夫的登台。而保守派一直暗中窥伺着整场改革。当新联盟条约出台，他们感到该出手了。8月18日，他们乘飞机来到戈尔巴乔夫的“福罗斯”别墅。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莫斯科碰过头了。
当天下午4点30分，国防部长亚佐夫用自己的专机将克格勃警卫局局长尤里·普列汉诺夫中将、苏共中央书记奥列格·舍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国防部副部长瓦连京·瓦林尼科夫和总统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送到了“福罗斯”。这实际上是一场逼宫。普列汉诺夫是戈尔巴乔夫警卫的直接管理者，他直接将警卫长替换成了自己带来的心腹。而当戈尔巴乔夫得知有不速之客前来时，第一反应是向莫斯科拨打电话，却发现所有通讯线路都被切断了。这是克格勃的杰作，他们也向主子下手了。
戈尔巴乔夫严肃地向妻子赖莎说道：“别墅里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很难预料他们要做什么，我们得做好最坏打算。”这席话把赖莎弄紧张了。随后，“逼宫小组”进来了，戈尔巴乔夫在自传中把自己写得很坚强，但是他的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却用“虚弱”“蹒跚”形容那天的总统。他们要求他辞职，他坚决拒绝。谈话未能取得任何结果。“逼宫小组”清楚已然多说无益，于是离开了“福罗斯”，回到莫斯科向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报告。在“福罗斯”的则是被软禁的戈尔巴乔夫。
得知这些之后，保守派决定行动了。
失败者?
就这样，8月19日的清晨，人们听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向全国发出的命令：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停止行使总统职权，总统职权暂由副总统亚纳耶夫行使，国家进入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在委员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亚纳耶夫拿着写好命令文本的笔记，念得毫无生气。他看上去很疲惫，似乎一夜没睡。
其实，就在他们发出命令之前刚刚经历了一次极为困难的抉择。凌晨4点，精锐的阿尔法特种部队已经集结于叶利钦的别墅外。阿尔法一次次地向委员会询问命令，是否展开行动。但得到的一再是“等待命令”的答复。而叶利钦则果断地决定：开车，走人。他抢到了时间窗口。当他们离开时，分明地看到了阿尔法特种部队队员那迷惑的眼神。
尽管委员会成员、国防部长亚佐夫给各大军区下达所有部队进入临战状态命令以及要求坎捷米洛夫卡坦克师和图马摩托化步兵师的部分兵力进驻莫斯科的命令时很是果断，但并不能掩盖整场政变糟糕的组织。亚纳耶夫那张毫无生气的脸以及对叶利钦行动的优柔寡断都展现了政变的底色。
他们没有掐断白宫与外界的联系，没有果断地逮捕叶利钦，让其成了俄罗斯民主的救星。据说，他们拟定了一份70人的逮捕名单，最终却没有执行。20日，阿尔法特种部队拒绝了进攻白宫的命令。而当有人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国防部长亚佐夫建议下令动用武力进攻白宫时，亚佐夫只说了一句：“我不想当皮诺切特。”显然，这场政变本来就是先天不足的。而在这里面，民意又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只要经历过那一切的人，相信都不曾忘记自己在“8·19”事件中的经历，那时的所思所想。如果曾经在那三天的时间内激动过、感怀过，为何在时隔21年后的今天会选择沉默?这一切只有一个解释，一切都已经今非昔比。曾经为保卫民主而奋斗的人们经过了21年的民主洗礼选择了改变。对于民主来说，这种改变几乎是一种背叛。但是，如果细究这21年的过往，我们又似乎不忍将所有的问题归罪于民众，毕竟那场改革曾带来一场灾难式的动荡。
看看眼下在俄罗斯发生的一切吧。大选中，被舞弊丑闻激怒的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干净的选举。选举，俄罗斯人坚持的仍然是选举，这自然还是那条民主之路。翻来覆去，由“8·19”事件中的白宫护卫者和俄罗斯最广大民众奠定的俄罗斯立国之本没有从根本上被破坏。但是，民众选出的却是一个威权的普京，而所谓的民主梦想却不得不躲在角落里哭泣。很简单，踏上了民主的道路，便再也回不去了，这本就是一条符合人性、符合个人和国家发展规律的必由之路。但是，在这条路上仍会有不同的选择，俄罗斯人背离了当年在“8·19”事件中的选择，选择了一个威权的普京，并让其创造了一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是否就是他们最想要的那个样子?
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人从整体上远离了那个民主梦想，尽管他们已经无法离开民主的道路。
未来将是什么样的?大示威和活跃的政治反对派似乎给人们画出了一个未来。但是，一切并非看上去那么美。这次1000多人参加的这次集会上，一位神秘人士在活动尾声突然站出来大骂反对派领导人：“你们是一群乌合之众，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你们想要权力是吗?恐怕你们永远也得不到。就算你们侥幸得到了，真理也并不站在你们背后!”集会人群起初有些愤怒，但当此人讲完，人群爆发出掌声。
熟悉政治的人们认出来，此人名叫列夫·什马耶夫。“8·19”事件中著名的“白宫保卫者”，并曾长期担任叶利钦竞选代表。可以说是一个老牌民主派。
21周年纪念日以这样一幕收场，可算是再合适不过了。什马耶夫代表的正是那段历史，他来拷问人们为何忘记了当年的民主梦想。在他眼里，如今的反对派也不过是一群争权者，并非真正的民主斗士。
所以，曾经的那个民主梦想在俄罗斯将有一个怎样的未来，一切仍需时间给出答案。
